二、宋教仁是辛亥首义的功臣
如果我们仅仅研究孙中山，对于辛亥革命就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孙中山、黄兴等人，长期在广东和西南边陲从事于武装斗争，可是革命的爆发点却是在武昌，并且迅速波及到大半个中国，其中起作用的难道是偶然因素？武昌起义与同盟会有什么关系？
通过对宋教仁的研究，我们才发现这是宋教仁和陈英士、谭人凤等曾经就革命策略进行的探讨，是宋教仁提出的三策：以中央革命（即在北京发动革命）为上策，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而占领北京，然后号令天下，取得革命的成功；以长江流域各省同时大举，设立政府，然后组织力量北伐，夺取政权为中策；下策是在边疆沿海一带，建立秘密机关，以此为根据地，逐步进取。先是避难就易，于是有了1911年3月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但是，起义失败了，广东革命力量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事实说明，这个方案行不通了。于是，宋教仁他们决定采纳中策。为此，他们在上海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选举陈其美、潘祖蠡、宋教仁、谭人凤、杨谱生分别负责各项事宜；并决定在长江流域“遍立分会”，派员前往南京、湖南、湖北、安徽成立分会，同时在四川、陕西等地运动，以便策应。当四川保路风潮兴起，他们感到时机已到，决定以湖北为中心，并在汉口设立起义机关，决定9月1日起义，但由于走漏了风声，三个主要领导人被捕就义。不过，即使这样，10月10日武昌起义还是爆发了，历史朝着宋教仁他们预定的目标前进了。辛亥革命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又在人们的意料之外到来。
因而如果没有像宋教仁、谭人凤、吴禄贞、陈其美等一大批志士的活动，尤其是没有他们在长江流域的艰苦工作，辛亥革命是不可能如此快地到来，革命党在这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也不可能如此明确。因此，宋教仁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不应该被遗忘，宋教仁应该是辛亥首义的功臣。
三、宋教仁是民主主义的化身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新政权逐渐被政治上老练的政客吞噬，抬出黎元洪在先，让位于袁世凯在后，他们携带的封建毒素，必然会窒息新生的民主政权，因而名为共和，实为专制。于是，就有了宋教仁等少数几个将民主政权视为头等大事的人的鼎力抗争。
早在辛亥革命前，宋教仁就预见到推翻清政权容易，但是，革命成功后的建设却要困难得多。他以为我国政治上的变革，最终的结局虽然不清，但是，君主专制政体“必不再许其存在”，民主立宪政体“则固事所必至者”。为此，他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从事于对各国政体的研究，陆续翻译了《俄国制度要览》、《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澳大利（亚）匈牙利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美国制度概要》、《比利时澳国俄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以及《普鲁士官制》等，并从中了解了民主立宪政体的知识。当辛亥首义成功后，就到了宋教仁发挥和运用这些知识的时候了。
宋教仁的办法就是实行责任内阁制。西方的民主立宪制度主要有两种：一是美国式的总统制，一是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从本质上说，他们是一致的。但是，内阁制下的总统，权力相对较小，行政权由内阁掌握，而内阁由议会选举产生，并对议会负责。宋教仁无论在湖北，还是在南京，一直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其中的关键是他不信任黎元洪和袁世凯，想借内阁制衡总统，让共和名至实归。因而，宋教仁应该是中国第一个提出对手握全国权力的人要进行监督的人。
但孙中山在他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主张实行总统制。因此，在这一点上，他与孙中山曾有过争论。就我们现在看来，当时全国形势还十分混乱，为求统一、安定，总统制可能更便捷些。但是，如果考虑到孙中山上台之际，就已经不可避免地要将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那么，总统制显然就不如内阁制了。孙中山在辞去大总统职务后，也就赞成了宋教仁的意见，因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采用责任内阁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