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1953年秋天莫名其妙向毛泽东要“雅量”，激起了毛泽东极端愤怒。这不仅是梁漱溟政治生涯的结束，而且是共和国成立后最严重的政治事件，是执政党与知识人全面冲突的开始。那么，梁漱溟究竟在那之前说了什么，让毛泽东如此震怒呢？根据相关史料，尝试着略加解释：
1953年9月8日下午，全国政协第十九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国务院总理兼全国政协副主席周恩来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陈云报告“本年财政经济状况及其问题和今后工作要点”，晚八时散会。
周恩来在报告中传达了毛泽东最近一段时间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思考和规范，毛泽东说：“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接着，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作了解释。他说：在过渡时期，要使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地增加，要把各种经济都纳入国家的总计划之中，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一天一天地加强，对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要有步聚地进行，以使各个方面都能全面地有配合地向前发展。周恩来强调：一方面我们反对把社会主义改造看成遥遥无期、停止前进。现在不动将来就要痛，现在向前将来就会愉快；另一方面，急操冒进，想一步登天，也是错误的。不难看出，毛泽东理想中的总路线，带有某种急躁情绪，但经过周恩来的解释，明显趋于缓和与可行。周恩来在作完报告后，嘱与会委员分几个小组讨论，然后由小组召集人于次日向大会提出报告。
作为住在北京的全国政协委员，梁漱溟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听取了周恩来的报告。在翌日上午的分组会上，梁漱溟在小组召集人章伯钧综合发言后，谈了自己对周恩来总路线报告的体会，其大意是这个总路线本于1949年建国时的《共同纲领》，当然拥护，不成问题。梁漱溟还详细解释道：
这一总路线原是人人意中所有的，章伯钧先生更发挥了周总理所讲的话，我于此深表赞同；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可说。路线既不成问题，那么就看怎样去做了。要把事情做好，全靠人人关心这一事业，发现不论大小问题，随时反映给负责方面，以求减少工作上的错误。例如《人民日报》读者来信栏，时常有人把他所见到的问题写信提出来，而党报收到来信亦马上能注意检查或交给主管机关部门去检查纠正，这就是最好、最好的。
梁漱溟认为，这样做一面看出人民能关心公家的事情，一面看出党和政府能够随时听取老百姓的意见解决问题。这种精神，在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应该继续发扬。只有自始至终发扬民主，领导党又能听取意见，这建国运动才能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其效就能倍增。
9日下午，继续开常委扩大会，周恩来询问各组的讨论如何，要大家发言。梁漱溟此时与张治中、侯德榜三人共坐一长沙发上，恰近在主席台右手，周恩来目视梁漱溟。于是梁漱溟说，讨论的情况似可由各组召集人作报告，无需乎每个人重复其词。当然，个别人愿意再发言者仍可发言。周恩来点头，表示同意。各组召集人如章伯钧等即分别代表各该组叙述发言情况。周恩来于散会时特致意梁漱溟，希望他明日能够在大会上谈谈自己的想法，梁漱溟欣然答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