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曾是有这样一梦想的人：开展一大建国运动。虽然四十年前追从旧民主革命，只知政治改造而不知经济改造、社会改造，那是没有计划建国的。但对旧民主放弃已三十年，此因深追革命失败之故而觉悟。各位亦许知我作乡村建设运动，此即不单政治改造，而认经济政治分不开。改造社会我有这样的想法：中国政治改造一定随经济改造而完成；经济进一步，政治进一步，循环推进。而经济改造呢，亦不是盲目发达生产，等到发现问题，再来推行社会政策或社会主义革命，而应从生产合作化，经济生活社会化，使两面俱进。总起来：经济上社会主义、政治上民主主义同时完成。那时虽不晓得新民主主义，但我们要有计划地建国，不走欧美旧路则是千真万确。
如果梁漱溟的话仅仅说到此似乎还没有多大问题，似乎也不致于惹恼毛泽东。而他向政府索要他所提及的“有计划地建国”的所谓“计划”，便似乎已是从政府外面监督政府，是要求政务公开，这便自然惹恼毛泽东和周恩来。梁漱溟接着说：
由此思想背景，故我对报告有这样的问题：李富春的报告给发展重工业一点消息，周恩来的报告得知私营工商业改造一些方法步骤等等。但除此而外，如‘相应地培养……发展……’那许多亦已经有了计划呢？那么这些计划是不是亦交付讨论呢？同时要配合照应的、结合的、扣合的，那许多方面，属于经济的，或不属于经济的——政治，教育文化，如我设想应当整个一套，全面有系统（如李富春言），因为相互关系……。我推想必有整个计划，方方面面照顾无遗。是否亦给大家来参酌、来协商。
这显然就是后来毛泽东所说的梁漱溟向政府所要计划的事。毛泽东说：“梁先生要求多知道一些计划的内容。我也不赞成。相反，对于梁先生这种人，应当使他少知道一些机密，越少越好。”“梁漱溟这个人是不可信任的。可以让别人多知道一点机密，对你就不行。召集比较小型的民主党派的会议，也用不到你梁漱溟参加。”
关于第三个问题，梁漱溟的回忆与其准备的原稿也存在着相当的差异。其原稿写道：
过去二十年的革命全在于发动农民、依靠农民。依靠农民革命所以成功在此，而农民在革命中亦有成长，但进入城市后，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成长起来的农民亦都随着到了城市。一切较好干部都来作城市工作，此无可奈何者。然而实在……，今建设重点在工业，精神所注更如此。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农民往城里跑，不许他跑。人才财力集中都市，虽不说遗弃吧，不说脱节吧，恐多少有点。然而农民就是人民，人民就是农民。对人民照顾不足，教育不足，安顿不好，建国如此？当初革命时农民受日本侵略者，受国民党反动派暴虐，与共产党亲切如一家人，近日已不存在此形势。
这种说法在毛泽东看来，当然是相当“恶毒”的攻击之词。梁漱溟后来也就此问题检讨道：“我就北京见闻所及，提请领导注意，指出城市工人工资生活为乡下农民所歆羡，充当一个临时小工每天工资可得一元乃至一元二角，因而纷纷涌向城市，市政当局又把他们推送回去。说此话时，我引用了某人所说工人农民生活九天九地之差的话，嫌于破坏工农联盟而不自知。工农联盟正是我们国家政权基础，这个错误非小。当时总理似未觉察，而在他后来向主席报告我的发言之时，主席却注意了。主席见罪，此亦一节。”
梁漱溟的这个解释或许对的，不过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假如梁漱溟发言时毛泽东在场，亲耳听见，情况或许不一样，口耳相传，添油加醋，梁漱溟的这些言论就与其本来的想法不一样了，这也是他后来觉得委屈的原因之一：理论上并没有错，只是错在时机、场合不对。文/马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