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日上午的小组上，梁漱溟没有发言。下午在怀仁堂举行的大会上，发言者甚多，十分踊跃，有东北各省、上海、天津各市工商联负责人次第起立发言，表示接受和拥护公私合营改造工商业的政策。发言者踊跃相继而来，距离散会时间不远，梁漱溟即写一字条，亲自送交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表示时间很紧，他可改用书面发言送来，不占用会议时间。不料周恩来在当天会议结束时宣布，为了让大家都能充分发表意见，会期要延长一天。周恩来在离开会场时又特别关照梁漱溟，务请梁在第二天的大会上也谈谈自己的意见。梁漱溟又高兴地答应下来。
既已应承第二天发言，梁漱溟回到家中便思索准备一番，并邀几位朋友到家里商量明日发言问题。他想，如果把小组会上的发言内容重复一遍，就没有多少意思，况且章伯钧在向大会汇报时已多少概括了自己的意思。同时，小会几乎都是非中共人士，他那天所讲的话主要是就党外情况言的。现在领导党的负责人要他在大会上讲话，他就应该说说对领导党有所贡献的话，因为毕竟是领导党要他讲话。或许他还因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为非中共人士带个好头，以期大家都能对中共有所帮助。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梁漱溟连夜进行准备。到了第二天（11日）下午，梁漱溟根据自己的准备在大会上发言说：连日听报告，知道国家进入计划建设阶段，大家无不兴奋。前后已有多位发言，一致拥护。不过，各位或由于工作岗位不同，或由于历史背景不同而说话各有侧重了。
接着，梁漱溟从自己特殊经历与背景谈了几点意见。他说：
我曾多年梦想在中国能展开一个伟大的建国活动。四十多年前我曾追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那时只晓得政治改造，不晓得计划建国。然而我放弃旧民主主义革命已有三十年了。几十年来我一直怀抱计划建国的理想，虽不晓得新民主主义之说，但其理想和目标却大体相同。由于建国的计划必须方方面面相配合，我想除了政府已经给我们讲过的建设重工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方面之外，像轻工业、交通运输等等如何相应地发展，亦必有计划，希望也讲给我们听听，此其一。
又由于建国运动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完成我们的计划，就使我想到群众工作问题。在建设工业上，我推想有工会组织可依靠就可以了，在改造私营工商业上，亦有店员工会、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在发展农业上，推想或者是要依靠农会。然而农会虽在土改中起了主要作用，土改后似已作用渐微。那么，现在只有依靠乡村的党政干部了。但据我所闻，乡村干部的作风，很有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其质量上似乎都不大够。依我的理想，对于乡村的群众，尤其必须多下教育功夫，单单传达政令是不行的。我多年曾有纳社会运动于教育制度之中的想法，这里不及细说，但希望政府注意有更好的安排，此其二。
其三，是我想重点提出的。那就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过去中国将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大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农民的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共产党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他们(似应为我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个问题望政府重视。
上述这些只是梁漱溟后来的回忆，但从他所作的准备草稿来看，梁漱溟所讲的远不止这些。他在发言中的第一个问题的语气即以“过来人”的资格教训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