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驳国民党中宣部长叶楚伧的文章，批评国民党是反动党
看来蒋介石们很会制造奇文。在南京教育部“奉令警告”胡适的同时，国民党中常委、中宣部长叶楚伧，为双十节作文《由党的力行挽回风气》。此文劈头便称“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随即数落“眼前”从政治道德、民族气节到社会风尚的环境种种“不幸”，都是从清朝皇帝以来上下中外各种势力造成的。胡适敏感地察觉，“今日我们不能避免的新旧文化问题”，已被国民党权力者提出来了：“如果三百年前的中国真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那么，我们还做什么新文化运动呢？我们何不老老实实地提倡复古呢？”
于是胡适决定站出来回应了，在叶楚伧奇文满天飞的一个半月后，刊出长篇驳论，即前揭《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我们从新文化运动者的立场，不能不宣告叶部长在思想上是一个反动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动的思想。”这里的“我们”，很清楚是指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者”，包括已被军阀杀害的李大钊，刚被中共开除的陈独秀，正在与新月派论争的鲁迅，仍在教书作文的钱玄同、周作人、高一涵等等。他们已与胡适分合不一，但胡适仍从尊重历史的角度，出面为他们曾经共同从事的新文化运动的正当性辩护。而他面对的，是拥有政、军、财、文权力资源的国民党，但他竟说这个党这个政府及其代表的思想都是反动的，令后来学人看来，真有点觉得不可思议。
前已具引胡适此文对国民党扼杀思想言论自由的批评。这里不妨补充一点，即胡适此文在列举三项事实证明“国民党是反动的”，还用了大半篇幅，从历史和理论两方面，指出国民党对于新文化运动和中国旧文化的相反态度，都不是孤立的、偶然的：
根本上国民党的运动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的运动，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便含有拥护传统文化的成分。因为国民党本身含有这保守的性质，故起来了一些保守的理论，这种理论便是后来当国时种种反动行为和反动思想的根据了……
本来凡是狭义的民族主义的运动，总含有一些保守性，往往倾向颂扬固有的文化，抵抗外来势力的一条路上去。这是古今中外的一个通例，国民党自然不是例外。
然后胡适由德国说到印度，再回到中国戊戌维新以来的历史，特别详述孙中山本来是一个基督徒世界主义者，越到晚年越认为民族主义是俄国革命成功的要素，因而《三民主义》有很多夸大中国古文化的话，“而后来《三民主义》成为一党的经典，这种一时的议论便很可以助长顽固思想，养成夸大狂的心态，而阻碍新思想的传播”。
胡适标榜“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此文尤其大段大段引述孙中山的原著，结合清末民初的历史予以解释，自然也表明他不想授人以柄。胡适并不否认国民党的胜利是事实，却以为这是由于这十年来，“全靠国民党能有几分新觉悟，能明白思想变化的重要”。
但胡适此文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国民党登台执政以后，已全然背离孙中山所说“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的遗教。“所以他们天天摧残思想自由，压迫言论自由，妄想做到思想的统一。殊不知统一的思想只是思想的僵化，不是谋思想的变化”。
对国民党的未来作“大胆”的假设
胡适自称此文只是历史的研究，却于文末对于国民党的现状与未来，作了“大胆的假设”：
现在国民党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为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尽之时。
假设终究是假设。此后80年的历史仍然在走自己的路，单是中国“思想之变化”，那实际进程的复杂、曲折、回旋，甚而复归更遥远的中世纪历史的出发点，绝非胡适所能逆料。连同胡适本人在五四运动第三个周年祭过后，也如此文批评的叶楚伧，被宣布为“在思想上是一个反动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动的思想”。不过当年胡适对国民党“大失人心”的前景预言，有一点说得不错，那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被国民党政权骂詈侮辱排拒之后，未及一世终结，便基本（并非完全）失掉“思想界的同情”，从而沦为千夫所指的对象。那是后话，在此存而不论。
忝居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从业者，我曾躬逢五四运动第三个到第九个十年祭。限于专业分工，在五四60周年过后，编选过《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的首卷即五四卷。当时已对胡适论五四的原材料颇感兴趣，注意到他每逢五四运动周年祭的言论，屡有异说，而以他于五四第一个十年祭，没有话当年，却与国民党当局争论新文化运动是否应该否定，堪称别开生面的另类纪念。现将昔年思考写出，也算一种读史陋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