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蒋梦麟：青年暴民专制不可取 应学会容纳不同意见
社会上许多事，被一班成年的或老年的人弄坏了，别的阶级又都不肯出来干涉纠正，于是这种干涉纠正的责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学生的肩膀上。……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种运动是非常的事，是变态的社会里不得已的事。……荒唐的中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生抛弃血液，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况且中国眼前的学生运动更是不经济。何以故呢？试看自翰墨以来的学生运动，试看俄国、德国、印度、朝鲜的学生运动，哪有一次用罢课作武器的。
但我们看来，用罢课作武器，还有精神上的很大损失：
养成倚赖群众的恶心理。
养成逃学的恶习惯。
养成无意识的行为的恶习惯。
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简单说来，只有一句话：“我们希望学生从今以后要注重课堂里，自修室里，操场上，课余时间里的学生活动。只有这种学生活动是能持久又最有功效的学生运动”。
文章中，还再一次强调了胡适在《新青年》“易卜生号”中率先提倡的以“健全的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以人为本、民主科学、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人人平等、宽容和谐、以身作则、尽职尽责、遵守法制的现代文化精神，也就是更高层次上的五四精神：“要补救组织的不完备，应注重议会法规(parliamentarylaw)的重要条件。
此外，对于“一件事情只能有一种解释、压制其他解释”的暴民专制特别表示了异议，文中指出了“团体生活最不可少的两种精神”：
(1)容纳反对党的意见。现在学生会议的会场上，对于不肯迎合群众心理的言论，往往有许多威压的表示，这是暴民专制，不是民治精神。民治主义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使各方面的意见都可自由发表。
(2)人人要负责任。天下有许多事，都是不肯负责任的‘好人’弄坏的。好人坐在家里叹气，坏人在议场上做戏，天下事所以败坏了。不肯出头负责的人，便是团体的罪人，便不配做民治国家的国民。民治主义的第二个条件，是人人要负责任，要尊重自己的主张，要用正当的方法来传播自己的主张。”
北大讲师梁漱溟：质疑暴行
“我的意思很平常，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去遵判服罪。检厅如果因人多检查的不清楚，不好办理，我们尽可一一自首，就是情愿牺牲，因为如不如此，我们所失的更大。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以为这实是极大的毛病。什么毛病？就是专顾自己不管别人，这是几千年的专制(处处都是专制，不但政治一事)养成的。”
鲁迅：学生遇见孩子也要推他几个跟头 与暴君无异
1925年5月10日，鲁迅在替许广平等人直接参与的女师大学潮进行辩护时，对于发生在五四运动中的暴力现象，进行了深刻反思：“我还记得第一次五四以后，军警们很客气地只用枪托，乱打那手无寸铁的教员和学生，威武到很像一队铁骑在苗田上驰骋；学生们则惊叫奔避，正如遇见虎狼的羊群。但是，当学生们成了大群，袭击他们的敌人时，不是遇见孩子也要推他摔几个筋斗么？在学校里，不是还唾骂敌人的儿子，使他非逃回家去不可么？这和古代暴君的灭族的意见，有什么区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