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对五四的另类反思
1929年，正值五四运动十周年，胡适接连发表文章，批评国民党政府假说人权以掩饰思想专制，揭露孙中山“知难行易”说的逻辑矛盾，与国民党当局争论新文化运动是否应该否定，堪称别开生面的纪念。
“思想言论完全失去了自由”
民国十八年（1929），正值五四运动十周年，胡适发表了《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从文学革命、思想自由、对文化问题的态度三个方面，批评“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关于思想自由，胡适说：
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但……国民党协作的结果，造成了一个绝对专制的局面，思想言论完全失去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一个学者编了一部教科书，里面对于三皇五帝表示了一点怀疑，便引起了国民党政府诸公的义愤，便有戴季陶先生主张要罚商务印书馆一百万元！一百万元虽然从宽豁免了，但这一部很好的历史教科书，曹锟、吴佩孚所不曾禁止的，终于不准发行了！（编者注：1929年，国民政府查禁了顾颉刚、王钟麒编辑的《现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原因是该书对中国上古史持怀疑态度，“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会“动摇国本”。）
至于舆论呢？我们花了钱买报纸看，却不准看一点确实的新闻，不准读一点负责任的评论。一个负责任的学者说几句负责任的话，讨论一个中国国民应该讨论的问题，便惹起了五六个省市党部出来呈请政府通缉他，革掉他的校长，严办他，剥夺他的公权！然而蒋介石先生在北平演说，叶楚伧先生在南京演说，都说：上海的各大报怎么没有论说呢？
所以在思想言论自由的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
早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夜，已成新思潮源头的《新青年》编者群体内部，胡适属于“极力提倡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主张者。以后新青年社分裂（1921），陈独秀、李大钊变成中共创始人，社员们各走各路，而胡适的选择仍然是他的自由主义。上引那段话便是明证。
批评国民党的训政和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
需要说明，胡适于民国十八年写《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是对国民党政权否定五四运动的公开抗议。自从民国十六年（1927）国民党宁汉合流，“分共”“清党”，次年十月便由国民党中常委通过、由南京国民政府发布的《训政纲领》，不但规定训政时期全国人民必须服从拥护国民党，还声称国民程度太低，在被训练如何“使用政权”之前，国民党中央在“必要”时可以限制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同月蒋介石自任国民政府主席，到这年底张学良等宣布东北易帜。于是民国十八年一月，蒋介石便在江西发动“剿共”内战；同时也不断“削藩”，与异己军阀力量大战。
那时胡适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并在上海创办了《新月》杂志。尽管他的学生傅斯年、顾颉刚等已拥戴国民党，他的旧友蔡元培、王宠惠、吴敬恒、蒋梦麟等均晋身党国高层，但他还是在《新月》上批评国民党的训政。
民国十八年四月，南京国民政府下了一道法令“保障人权”；“当此训政开始，法治基础亟宜确立。凡在中华民国法权管辖之内，无论个人或团体均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违者即依法严行惩办不贷。”正在践踏人权的政府忽然宣称保障人权，使以温和著称的胡适也忍不住了，迅即作《人权与约法》一文，质问“自由”指什么？所依为何“法”？“我们今日最感痛苦的是种种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的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而命令对此完全不提，岂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在当时批评国民党“党治”的罗隆基，也在《新月》上发表长文《论人权》，提出35条所谓“目前所必争的人权”。
五四时期胡适与蒋梦麟在上海同访孙中山，已听过孙中山谈论的政治设计，即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的“建国方略”，以及它的哲学基础“知难行易”说。国民党当国，奉孙中山为“国父”，又称训政是秉承孙中山《建国大纲》遗教。这使胡适起意评判“知难行易”说，又发表长文《知难，行亦不易》。除了揭露“知难行易”说的逻辑矛盾，特别说它的“真意义，只是使人信仰先觉，服从领袖，奉行不悖”。胡适宣称，此说引发的最大危险，在于当国者自居“知难”，独得孙中山先知先觉的政治社会精义，可以教导党国同志“行易”，而中国人民只有服从，“于是他们掮着‘训政’的招牌，背着‘共信’的名义，钳制一切言论出版的自由，不容有丝毫异己的议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