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举书》并将矛头指向孔祥熙，指出孔祥熙、孔令侃父子进口的“卡地洛克”汽车与扬子公司另一批6吨以上的“飞爱特”汽车，输出入管理委员会都表示未发进口许可证，那么，“江海关何以准其进口？”如非“与该江海关主管人员勾结，何能登岸？”
《纠举书》认为，孔令侃“仗势违法、逃税走私、囤积牟利各罪俱全，自应予以严惩”，建议函请行政院转饬工商部，吊销扬子公司的营业执照，停止其营业，“至其侵犯司法部分，并应移送法院，依法究办”。
此外，《纠举书》并提出，上海市长吴国桢、警察局长俞叔平、经警大队长程义宽，及上海市直接税局局长黄祖培、输出入管理委员会主委霍宝树、江海关税务司张勇年等，均“有玩忽职务之处”，一并纠举。
该《纠举书》经监察委员刘延涛、王向辰、王澍临三人审查成立，于12月21日，送交行政院处理。
《纠举书》送交行政院之日，离蒋介石宣布下野，将总统职务交由李宗仁代理的日子已经不远。自然，此后《纠举书》即进入国民党内习以为常的公文旅行流程。
八 国民党和政府陷入人心尽失的危机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蒋介石、宋美龄包庇孔令侃的情节迅速在社会流传、发酵，蒋介石父子和宋美龄都受到社会，包括国民党内部的广泛批评，它使国民党和政府陷入人心尽失的严重危机。当时守卫北平的将领傅作义就曾为此事对杜聿明说：“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此事成为傅对蒋“失去信仰”的重要原因。贾亦斌在向蒋经国劝谏不成后也对他最后失望，“决心同蒋家王朝决裂，同蒋经国分道扬镳，去寻找新的道路”。1949年4月，在浙江嘉兴起义，投向中共。
1948年11月4日，《中央日报》曾发表殷海光执笔写作的社论《赶快收拾人心》，批判“豪门”贪财横行，“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人民莫可如何。靠着私人政治关系而发横财的豪门之辈，不是逍遥海外，即是依势豪强如故”。孔祥熙当时在美国，孔令侃在扬子公司被查封后不久也经香港去了美国。社论指认“豪门”为“人民公敌”，斥责国民党和政府“甚至不曾用指甲轻轻弹他们一下”。社论说：
革命与反革命的试金石，就看是走多数派的路线，还是走少数派的路线。如果走少数派的路线，只顾全少数人的利益权势，那末尽管口里喊革命，事实上是反革命。
《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机关报。人们已经很难分清，这些言论和当时中共批判国民党的言论有多大区别了。
国民党内和社会上普遍弥漫的这种不满、怨愤，蒋介石自然是清楚的。不妨看他这一时期的日记：
11月3日：“宣传会报，为孔令侃牵累非浅也。”
11月5日：“党报社论，亦攻讦我父子，无所顾忌，此全为孔令侃父子所累，人心动摇，怨恨，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11月9日：“本日谣诼更甚，牵涉妻事。”
11月10日：“为孔家事，全体党员皆起疑窦，牵累不少。”
11月11日：“本日为孔庸之事及社会对宋、孔豪门资本之攻讦，几乎成为全国一致之目标。”
11月12日：“今日谣诼繁兴，甚于卅三年之时，并对孔、宋攻讦，牵涉内人。”
这些传言、攻讦、谣诼的内容，今天已难一一阐述清楚。徐永昌日记云：“闻蒋先生日前亟亟到沪，十之八九因孔大少爷不法囤积等问题，蒋夫人速其访沪解围云云。”蒋介石的秘书周宏涛则回忆说：“我风闻这天蒋公为了扬子公司囤积居奇案，在夫人的要求下召见经国先生，垂询上海金融管制执行情形，经国先生本要法办经营扬子公司的负责人孔令侃，因而搁置。”徐的日记、周的回忆，都说明蒋介石、宋美龄干预扬子公司案一事流传之迅速和广泛。至于贾亦斌在回忆录中所说，蒋介石曾在10月9日痛骂蒋经国：“你在上海怎么搞的，都搞到自己家中来了！”要他立即打消查抄扬子公司一事。又曾召见上海文武官员说：“人人都有亲戚，总不能叫亲戚丢脸，谁又能真正铁面无私呢？我看这个案子打消了吧！”贾亦斌并非在现场目击耳闻的当事人，他的这些回忆和蒋介石的身份、性格与语言风格不合，显然属于传言、谣诼之类。
既然是传言、谣诼，自然不可能很准确，模糊失真，甚至夸大、扭曲都在所难免。传言中可能有同情蒋经国，指责宋美龄的内容，因此，宋美龄觉得很委屈。11月27日夜，国民党和政府已经风雨飘摇，宋美龄赴美乞援，行前之夜，蒋介石发现宋美龄突然啼泣不止，日记记载说：
午夜醒时，妻又悲切不置。彼称国家为何陷入今日之悲境，又称彼对经儿之爱护，虽其亲母亦决无此真挚，但恐经儿未能了解深知耳！惜别凄语，感慨无穷，彼为余与国家以及宋、孔之家庭受枉被屈，实有不能言之隐痛，故其悲痛之切，乃非言词所能表达其万一。
可能宋美龄当时对蒋经国确有真挚“爱护”之意，也可能在蒋、宋、孔三家的关系中，传言中宋美龄的作用有不完全准确之处，但是，衡以本文所举上述例证，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徇私包庇孔令侃及其扬子公司的基本事实应无疑义。
传言、谣诼有很大的杀伤力，基本符合事实的传言，其杀伤力就更大。在扬子公司问题上，人们对蒋介石、宋美龄、孔祥熙、孔令侃以及蒋经国的批评实际上就是对掌控当时社会、国家的“豪门”的批评。这种批评是很容易转化为打倒“豪门”、推翻“豪门”的革命情绪的。
平心而论，蒋介石自奉俭约，大体清廉，对孔氏家族的贪渎、腐败也有过制裁。例如：1942年12月，枪毙与孔祥熙家族关系密切的林世良。1945年，亲自审查孔祥熙涉案的美金公债舞弊事件，迫使孔祥熙辞去行政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多项职务。但是，蒋介石顾全国民政府和孔氏家族的体面，担心“夜长梦多，授人口实”，最终还是只能以大事化小，后台结案的方式了断。到了扬子公司问题上，蒋介石碍于宋美龄和孔令侃之间的关系，压制调查，窒息言论，徇私包庇，终于毁灭了国民党和政府拥戴者的最后一点希望，陷入人心尽失的严重局面。
豪门越“豪”，处理其贪腐，就应该越坚决、果断、及时，这就是历史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