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政治学副教授吉恩·奥依在英国《中国季刊》1999年9月号第159期上发表题为《中国农村改革20年：总的看法和评价》的文章，作者从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目标角度详细考察了我国年来的农村改革，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评价。主要内容如下。
新背景下的旧土地政策农村改革的初始阶段出色地解决了困扰中国农业的激励问题。农民有史以来第一次遇到了卖粮难问题。可是这种增长势头没能维持多久。国家在1985年后又开始担心粮食问题。一些人把粮食产量增加的原因归功于从集体生产变成家庭生产这种产权变化，而另一些人则因年后的粮食减产而批评这种变化。现在一些分析家们认为，主要问题是产权改革不彻底，即所有权依然属于集体，农民对土地没有可靠的权利，这是造成农民对农业投入热情不高的主要原因。
家庭承包制虽然给予农民管理土地和获得收入的权利，但它并没有转让所有权即土地处置权。国家禁止农民出售土地，但更困扰农民的是国家给予集体收回土地并进行重新分配的权力。承包合同并不保证投资土地的农民是这种投资的长期受益者。土地分配的原则是，农民的家庭成员减少或者增添时，就要对土地分配作相应调整。可是何时进行土地重新分配、是小调整还是大的重新分配及农民能否得到原来地块，这些问题都是含糊不清的。
在认识到延长土地承包能改善农业问题后，政府决定给予农民更加可靠的产权，但是并没触及土地私有化问题。1993年，政府把承包期延长至50年，对某些边缘地区的土地，承包期可延长至年甚至更长。
扩大产权是否能增加农民种田热情是令人怀疑的。在新的经济背景下，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创造的利润最低。尽管数次提高粮价并在90年代初取消了粮食配给制，但政府依然对城市保持较低的粮价和稳定的供应。在1983年和1984年粮食供应过剩后，政府规定如果农民把定购粮卖给国家将获得较高的粮价，但是如果把超过定购粮的粮食卖给国家就不能够获得高于定购粮的价格。市场上粮食的价格猛跌。
当考虑到生产成本和农业基础设施及技术支援不足时，情况更为糟糕。在1984年至1996年间，农业生产成本年递增接近。因粮价提高而暂时缩小的剪刀差效应的重新扩大使得农民更加减少了对土地的各种投入。当农民卖粮仅仅得到白条时，种粮回报率更低。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建立农业开发银行的办法杜绝粮食白条现象，把收购资金直接拨给国家粮站，从而防止地方政府非法挪用粮食收购金。
农民的新选择
随着改革深入，经济变得更加多样化，农民有了更大的选择自由和流动自由。有迹象表明，越来越多的农民正在变成业余农民，一些农民愿意完全脱离农业。到1996年，乡镇企业雇佣人数超过1.35亿，约占农村劳动力的，这些企业吸收了相当数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虽然种田以外的工作机会不断涌现，农村劳动力流动日益增加，但是政府却坚持着原先实行的家庭责任承包政策。每个农民家庭，不管他们是否想种田都分到了土地，他们必须耕种土地和缴纳各种税费，并把一定数量粮食卖给国家。现在已变成业余农民的那些人发现，花钱买粮来完成国家强制性售粮任务或者让家庭老弱成员种田实在是种累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