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关、霍两人都在未得蒋直接批复的情况下自行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情况，可以很清楚地发现，独裁的蒋介石对类似事情其实常常是因反应迟缓而误事。1945年11月26日昆明学潮发生后，蒋如果能够早些介入和解决，就不至于再发生“一二·一”惨案；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被害后，蒋如果马上重视并着手调查，闻一多也不会被杀。
其实，蒋介石虽一向兢兢业业，日理万机，却总有忙不过来的时候和看不过来的文件。但蒋又习惯大权独揽，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或研究，下面干部请示或呈文得不到及时的答复和指示，又不能不处理，自然也就有了越权和做错的可能。尤其是1944年以后，蒋因主要致力于军事外交事务，加之精力体力均不如前，与夫人休息游玩的时间较前为多，“以致许多公文均无暇批阅”，由此引发的问题自然也就愈其多了。(万亚刚回忆，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就曾代蒋回复地方一般性函电——作者注)
在一党独裁和领袖专权的情况下，地方官员瞒上欺下，本来就是司空见惯的顽症。蒋介石及党的决策或情报机关再有权威与权力，也不可能监督和了解一切。何况国民党高层派系林立，蒋又习惯于任人唯亲，为此甚至不得不受到夫人宋美龄及孔家的极大牵制。上行下效，战后国民党内派系问题发展到尾大不掉乃至登峰造极的地步，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反映在上述政府暴力事件上，出了事情找几个低级官兵出来“挺身做烈士”，相关派系高官出面把犯错误的干部及其追随者保下来，也就成了一种惯例。如霍揆彰是陈诚“土木系”的重要骨干，事情刚一发生，陈诚马上就站出来表态，进而亲派总长办公室高参、陈诚系负责情报特工的张振国等前往协助霍揆彰处理善后，应对调查。因为有陈诚在幕后，负责调查的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以及唐纵等人，亦只有设法配合。霍虽因蒋坚持，最后仍遭处分，但有关系网相罩，所谓处分亦仅形式而已。不过半年时间，霍就堂而皇之地又以中央委员身份出现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虽经龙云电蒋抗议，霍被要求再回籍养病，几个月后，却又被推为国大代表，并获得了第十六绥靖区司令官的任用，重又回到权力地位上来了。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只能使国民党内部的问题愈趋恶化，难有解决的出路。
严格地说，近代中国政治始终是在暴力的阴影中发展而来的，当政者无不靠强力压制异议或反抗者；造反者无不靠武装暴力革命夺权。革命一方即使登上统治宝座，也还是以暴易暴。如蒋介石南京国民党人早年就是革命党，不仅用武力对付北京政府，就是对党内政争亦一样诉诸武力。变成执政党后，对这种经验和路径的依赖，明显地带到了战后。习惯于军人当政的国民党，一旦政权受到威胁，即会动用武力。尽管战后国际国内和平民主呼声高涨，国民党自身亦不能不做出宪政姿态，这些都对它直接斥诸武力有所制约，但是，它对持异议者的抗议活动仍旧找不到适当的解决办法，只会通过经过伪装的政府暴力来解决问题。也因此，越是在军人直接当政的地区，就越容易弄出严重的流血事件来。
蒋介石身为国民党领袖，固然比关麟征、霍揆彰等更具政治头脑，但他性格上仍具军人气质。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蒋介石虽从政治策略的角度一直出来做灭火的工作，其内心里却总也压不住对异己分子的强烈怒火。正是他的激愤言论，时时都在起着纵火的作用。
蒋无法真正灭火，也与国民党自身体制密切相关。读蒋这一时期的日记，很容易发现其家长式的统治方式，不仅无助于解决他所面临的复杂问题，而且常常会使本来容易解决的问题复杂化和严重化。这其实也反映出所有专制体制的一个共同的弊病。对此，唐纵近距离观察所得的看法(《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也有几分道理。他写道：
“委座之权力在形式上事务上日见集中，而在实质上(如对大员顾虑多而不能加以法律)日见降低。”其事必亲临，人必亲选，唯可用之才有限，可用之策亦少；其任人唯亲，而愈用亲信、亲戚，愈容易受到牵制，束缚手脚，结果是每每“励精图治，要求改变现状，但同时顾虑太多，处处维持现状，一进一退，无补于时艰，徒然苦了自己，苦了国家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