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然苦了自己，苦了国家民族！”
作为国民党党政军警特组织的最高独裁者，不管蒋介石如何痛恨民盟等中间亲共的势力，至少在战后这一阶段，他并不希望发生此种未经批准，且持续爆发的极大损害国民党形象的政府暴力事件。但为什么蒋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却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呢？比较蒋介石及其亲信的日记，可以看出蒋在处置上述事件时存在着颇多值得探讨的具体问题——
一、情绪不稳，造成指示混乱。如3月23日和6月5日关于对民盟骨干张奚若、闻一多、罗隆基等，“不必姑息”，“应施打击”的指示，就明显地存在着旨意不明，极易引起下级误读的情况。
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含有激烈用语的训话或指示，有时又是在蒋心情不好，愤激操切，未经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发出的，与其本意未必完全一致。除对自己的脾气常常难以控制，不时会讲出过头话外，蒋有时还会发出自相矛盾的方针和指示。如前述6月5日蒋在中央情报会议上明确指示应“打击”民盟骨干人员，7月3日在同一会议上又指示，对中共及民盟等应“采取被动还手政策，我不先放枪，若彼放一枪，我即放二枪，若彼动拳，我即动脚”。(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
二、疑忌过深，导致决策偏颇。国共两党相互疑忌仇恨，在当时条件下很难避免将对手妖魔化，遇事容易马上联想到对方，并且一定会把对方往恶处想，也属常态。但问题是，同为国民党人，不少国民党干部对事情的判断，却往往会比蒋介石要来得准确和客观一些。
如下关事件，刚一发生，还没有开始调查，国民党众高层领导人实际上就和王世杰、唐纵一样，马上猜到是党人所为了。对这样一种国民党高层干部凭直觉即可感知的情况，蒋介石却要看到调查结果才恍然而知，因而惊，进而怒，其指导督责自然起不到防微杜渐的作用。
三、不谙下情，难免被下属欺瞒。蒋介石不仅对党内政治文化明显隔膜，对下情亦不甚了解。这自然会方便部属执行命令时巧予应付，欺瞒折扣。在以上两起昆明惨案的调查处理过程中，蒋介石就屡被下属欺瞒。
在头一起昆明惨案中，蒋完全不重视调查工作。得知消息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惩凶。在他看来，云南当局对此事并无责任，因此，只要下令枪毙投弹凶手，事情即可顺利解决。而云南当局也乐得如此。于是就出现了1日发生惨案，蒋3日上午下令枪毙凶犯，4日下午云南警备司令部就举行了军法会审，宣判凶手死刑。实际上，两名被枪决的“凶犯”，即陈奇达、刘友治，并非当日闯进学校用手榴弹行凶的军官总队的军官，而是两名盗卖军事物资的死刑犯，被昆明驻军拿来欺骗蒋介石和社会舆论的。(吴思珩《昆明学潮退思录》，《吴思珩先生访问纪录》，《口述历史》第8期，台北中研院1996年)如此处置，不仅使蒋的指令打了折扣，而且也难以服众。
四、独裁作风引发事态恶化。在两次昆明惨案发生前后7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从蒋介石日记和唐纵日记中看到蒋对干部发火训斥，乃至痛骂的记录，就不下二三十次。由此不难想见蒋与众多下属之间存在的那种猫鼠关系。因为怕报告了不好的消息刺激了蒋的神经，就连蒋最重要幕僚陈布雷都要注意筛选下面报上来的报告和信息：哪些报，哪些不报，既要照顾到事情的重要程度，也要照顾到党内各种人事关系，同时还要看蒋的心情。因此，一些批评蒋和抨击政府的舆论与活动，地方党政军警特部门报归报，却习惯于不等批复，打了再说。这也是上述多次政府暴力在蒋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一个重要背景。像“一二·一”惨案前的11月26日，关麟征就有过电报向蒋请示如何应对，但他并没有等到蒋的回应，就动了手。同样，霍揆彰在暗杀李公朴后，也有电报给蒋介石表明心迹和决心，蒋也没有亲自看过和回复，霍即当作蒋已认可，放手让部下再去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