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蒋一旦发现上述判断有误，事情实际上是国民党人自己做的，马上就会谴责其属下的做法愚蠢、无知。他除了斥骂、惩罚外，还常常会找机会，比如在内部演讲中解释，为何不能凭借政府暴力来解决问题。
“较场口事件”就不一样了。蒋日记中对此事一无记述，专门负责情报工作的唐纵在日记中也全无记载，显非偶然。这一方面说明两人对此事的了解程度和态度是一致的，另一方面说明，两人应该都不是不知情，而只是认为不重要，或知道是秘密行动，故未列入工作项目，自然在日记中也就未做记述。
由此或可推知，凡蒋介石知情且认可的事情，因为不处置，不理睬，不重视，因此日记中亦多不记录。像对较场口事件，直到一周后看到双方公开争吵太久，闹得范围太大，蒋虽出面劝告了重庆市党部，要他们“停止扩大宣传，不必再与彼辈计较”，他也没有将此事写入日记。但是，正是因为蒋感情上这种倾向太过明显和强烈，他到底还是会有发泄出来的时候。2月27日，事件过去17天后，蒋在日记中提到当天见周恩来时的谈话情况，他记述道：听到周提及较场口事件，顿时怒不可遏，当场呵斥称：那种庆祝会不流血，我革命党实该挨打。你们如刺激国民党员太过，就别怪我管不住他们。他在日记中对自己发火还颇为得意，称：“非如此决不能促此辈之反省，以为无赖可无止境也。”(蒋介石日记手稿，1946年2月27日)
由蒋日记对上述三大事件的不同反应即可看出，蒋介石在“李闻惨案”问题上，其反应更近似于对“一二·一惨案”和“下关事件”的反应，与对“较场口事件”的反应情况明显有别。对“李闻惨案”，蒋刚一得到消息，和陈诚一样，也是马上认定与昆明军方无关。当着手下的面，他甚至连“疯子”两个字都骂出来了。由此不难看出，蒋介石对霍揆彰的所作所为，确实极其痛恶，事先毫无思想准备。
说蒋介石不是上述事件直接的幕后黑手，除了其日记中反映出来的这些情况外，还应注意到蒋这时对政府暴力负作用的批评性看法和一些政策性指示。他在多个场合都明确告诫手下“不应打人”，在日记中也曾特别强调问题的所在，即“党部人员之无知，作事徒增政府困难”。(蒋介石日记手稿，1946年6月25日)基于下级干部暴力蛮干屡禁不止，蒋还专门对特务情报部门作出了政策性的“指示”，明确强调要禁止随意使用暴力和运用所谓“难民”。既然强调技术、强调方法，主张被动还手，反对全靠暴力蛮干，可知霍揆彰不顾一切直接杀戮的做法，不会是蒋介石授意的。
下属为何敢于屡用暴力？
蒋介石虽然不是战后政府诸种暴力行为直接的幕后黑手，却未必与这些“政府暴力”事件毫无关系。
还在“一二·一”惨案爆发前半年，即1945年4月下旬，蒋介石就针对当时何应钦所报昆明西南联大学生有响应中共联合政府号召，爆发学潮危险的情报，下过可以“予以断然处置，决不稍有姑息”的密令。
1946年3月23日，蒋介石下午约见西南联大三青团干部，因听到汇报并联想起联大学潮不断的情况，一时间怒火中烧，语言愤激，当场要求他们：“对不法教师污辱党国，甘为共匪奴属之张奚若、闻一多等，应加以还击。”(蒋介石日记手稿，1946年3月23日)
6月5日上午，蒋介石在中央情报指导委员会上再度明确指示：“对民盟不必姑息，罗隆基、沈钧儒、章伯钧，应施打击。”
按照蒋上述旨意，尤其是蒋6月5日指示，由会报形成的指导意见随即被“转知西南各地会报及党政军机关”，刚刚接替关麟征站到昆明反民盟斗争最前线的霍揆彰，自然倍感压力。霍不得不本着“守土有责”的精神，破釜沉舟也要把民盟的气焰打下去。
霍揆彰7月13日给蒋发了一封表决心的电报：“职惟本钧座意旨，有利国家者，任何牺牲在所不计……若再滋扰甚而暴动时，职拟断然处置。”职“决依法戒严，大举肃清奸党，一网打尽，斩草除根，以绝后患。”(《霍揆彰致国民政府军务局转呈蒋主席电》，1946年7月13日，原件藏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档案，转见《闻一多研究动态》第85期，近代中国研究网)这时李公朴刚刚被杀，霍依旧向蒋信誓旦旦，表示要将“奸党”“一网打尽，斩草除根，以绝后患”，足以看出霍为什么李案刚出，马上又会再做闻案。如无领袖意旨和“任何牺牲在所不计”的“忠党”精神支撑，霍又何以会如此狂热？
而对部下的这种态度，蒋介石又何尝真的反感过？他骂归骂，罚归罚，内心爱憎分明，在日记中显而易见。听说李、闻被害，蒋第一反应就是：二人“皆为共党外围之民主同盟中党酋”，为“将礼义廉耻之民族德性扫地殆尽”的五六位民盟教授中“最劣”者。因此，他对二人之死，不仅毫无怜悯之心，反有幸灾乐祸之意。要处罚手下时，他自不免长吁短叹，难下狠心，因为他明知霍忠心为党，故再错，他亦“不能不为之恕谅”也。
如此在思想上、情感上煽惑仇恨，在责任上、职守上督导严责，属下滥施暴力后却多方恕谅、宽宥，后来者基于“忠党”之心、守土之责，会前赴后继，大胆效尤，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