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日，霍揆彰上庐山见蒋，路过南京时公开对记声者称：“李公朴闻一多被狙案已获重要线索，有关重要人犯前某部军官杨立德中将已被捂住，并供认不讳。”暗示暗杀主使者为龙云之子龙纯曾。(天津《大公报》，1946年7月26日)晚见到蒋介石时，霍仍将这套说辞和所谓证据呈报于蒋，当即遭到蒋的痛斥。当然，蒋也并不是就要惩处霍。骂归骂，霍退出后，蒋即“再令张镇宪兵司令来谈，指示其与霍研究手续与要点。”
8月6日，蒋下午考虑昆明案件处理方针，总算想到一个与前不同的更能平息众怒的办法，其日记称，此乃“上帝指示”之所得也。他当晚即将空军司令周至柔召来，要其飞昆明，并“面授处理方针”。次日一早，蒋再召周来，令其马上动身，除指示同意先将闻一多案查明审结外，并告：“处理暗杀案方针，必须撤究严惩霍揆彰方得其平也。”至此，蒋自感“心神幽静，思虑渐消，与夫人并肩散步，采花移树，甚觉自得也”。
15日，昆明军事合议法审判法庭第一次开庭。18日晚，冷欣由昆明携来顾祝同等对处置闻一多案人犯供词及报告材料，蒋连夜批阅。次日早，蒋指示冷欣案件公布方式等。然而，蒋未能马上摆脱此案的困扰。22日，蒋在日记中记道：“下午总览美国舆论，以论坛报对我文告社评为最坏，咸以昆明暗杀案件指明为余部下所为一事，更加深刻，心神顿受刺激。”
越是不满美国人的批评，蒋就越是不放心案件的处理，生怕案件公布后会有明显破绽，引起内外舆论群起而攻。因此，一向不相信手下人办事能力的蒋介石，仍旧不能不逐日监督、跟进案件的审讯情况。待闻一多案审结，蒋介石算是长舒了一口气。他在26日的日记中写道：“昆明闻一多被刺案，凶手已判决处死。昨日正式宣布，同时将霍揆章(彰)革职看管，以平公愤。对其特务营，以及所有关系人员一律监禁与解散，如此处理或可告一段落。然而困难、痛苦与受辱未有如此案之甚者也。”
蒋介石并非“幕后黑手”
有关蒋介石可能为幕后指使者的猜疑，久已有之。1970年代末，曾任军统特务骨干的程一鸣曾强调说：“暗杀一个重要人物，必须得到蒋的事先批准……才敢动手。”言外之意，蒋对暗杀李、闻不仅知情，而且应该是批准了的。据此，1980年代大陆史学界基本相信，蒋介石就是刺杀李、闻的幕后黑手。有学者甚至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找出了相关的证据，称霍揆彰当年曾得到南京方面的密令，说密令称：“中共蓄意叛乱，民盟甘心从乱，际此紧急时期，对于该等奸党分子，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参见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但是，上项所谓“密令”，因没有说明所发单位及发出时间，故并不能确定就是蒋令，或确实得到蒋的认可。据当年曾任“党政军联席会报秘书处”指导组长的万亚刚1990年初回忆，类似诸多密令当年都是通过这个“联秘处”拟发的，许多未必经蒋过目或同意。他就明确地讲过这个“联秘处”下令处理李、闻问题的情况，他认为，正是由于他当时自拟一复电，指示霍揆彰等可予“打击”，才造成了李、闻被杀的意外后果。(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李敖出版社1995年版)结合1991年大陆出版的唐纵日记内容，也可以看出万亚刚回忆的情况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唐日记写道，闻一多案发生次日，无论国民党中央，还是蒋的侍从室情报部门，均一头雾水，弄不清楚：“昆明近日接一连二的凶案……究为何方所为？”国民党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几度开会商议，均不清楚状况。霍揆彰的顶头上司陈诚拍着胸脯保证：“此事绝非霍揆彰所为，绝与军方无关。”由此可知，蒋介石对此事应该更不知情。也正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相信同为军统特务骨干人员沈醉的说法，即杀害李、闻的主谋是霍揆彰，而霍“原来是想讨好蒋介石，希望改派他当云南省主席。”(沈醉《军统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就连身受其害的闻一多长孙闻黎明显然也倾向于相信：杀害闻一多先生的黑手不是蒋介石，而是一介武夫霍揆彰。(汪荣祖、李敖《蒋介石评传》(下册)，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
说蒋事先不清楚云南当局刺杀李、闻内情，还可以通过蒋日记作一比较。蒋日记不是有闻必录，日记中不记之事，有时蒋未必不知情，这是事实。但是，蒋记什么，不记什么，还是有些规律可循的。对此，我们只要比较一下蒋日记中对“一二·一”惨案、“较场口事件”和“下关事件”的不同记述情况，就可以有一大致了解。
比较这三起事件，可以发现，凡是蒋毫无思想准备的事情发生，他的第一反应，通常都是马上怀疑共产党，即相信一定有共产党在煽惑和组织，如“一二·一惨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