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下关事件：中统局局长被蒋“一顿臭骂”
下关事件发生在1946年6月23日晚。事情刚一发生，唐纵就得到了消息。他在日记中写道：“又是一件惊人的事情。有所谓人民代表马叙伦、蒉延芳、盛沛华、雷洁琼、包达三、张炯伯、胡厥文、阎宝航及学生陈震中、陈立复等十人，下午七时由上海车抵下关车站，当有苏北难民群向马等陈诉共军暴行，请求共同向国府及中共办事处请愿，护送还乡，历时甚久，未获圆满答复，发生殴打情事。来京之马叙伦及南京党部徐士年、市府钱江潮，与《大公报》记者高集、《新民报》记者浦熙修等受伤，在场宪兵亦被打伤。至一时半马社长犹有电话来。”
这个时候，国人企盼的和平局面正逐渐被各地频发的军事冲突蚕食，负责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停的马歇尔正处于高度紧张之中。下关事件此时出现，其影响之恶劣，不难想见。故24日，刚一得到报告，蒋尽管听信了下面的说法，一时以为是苏北难民与上海来的代表发生冲突，却还是十分恼火。他当天日记的开篇就记称：昨晚下关车站江北避共之民与由沪来京为共匪张目之所谓学生代表互殴，“又造乱案，可痛”。
但第三天一早，蒋介石在听取联络秘书会报后，就了解到了事情真相。原来，这一事件是南京市党部主委马元放组织，中统局局长叶秀峰亲自参与指挥，派特务、党员假扮难民，协同“苏北难民”一同做下的。而且，听说上海又有30余学生代表准备赶来南京声援，市党政宪特各部门负责人还密谋进一步组织“苏北难民”，再度围攻新到来的上海学生代表。蒋本来就非常恼火了，得到这一消息，当晚就叫唐纵召叶秀峰和马元放来官邸晋见。叶早到一步，被怒气冲天的蒋一顿臭骂，吓得紧随其后的马元放干脆没敢进去见蒋。
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也特别记述了这件事情，称自己痛斥了“党部人员之无知，作事徒增政府困难”，同时哀叹：“痛心极矣”。26日，蒋介石也询问过下关事件的善后情况及其社会反响。但这一事件发生得突然，平息得也迅速，故蒋此后已不再关注这件事了。
李、闻惨案：蒋“逐日监督、跟进”案件
李公朴遇害是在1946年7月11日晚，但李案发生后接连4天均未见蒋日记中有任何反应。(目前发表的唐纵日记因缺7月10至13日及15日日记，也不见有李公朴被害内容的记载。)甚至闻一多15日遇害当日，卢汉、陶镕、梅贻琦等昆明党政团和学校领导人都有急电呈蒋，蒋因携宋美龄、蒋经国14日上庐山游山消暑，除15、16两日个别发了几封重要电函外，多在山里观景散心，“欣慰无已”。
直到17日的日记中，蒋介石才开始高度关注这起连续谋杀案。当日，蒋介石得到唐纵等人的报告，马上致电在南京的唐纵，要他即赴昆明主持破案工作；并电报给云南新任警备总司令霍揆彰，称：“李公朴与闻一多案关系重大，希于三日内负责缉获正凶，勿稍贻误，以后应严防此种暗杀案之续出。警备司令部应负全责也。”
蒋当天下午进一步得知，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已介入李闻惨案，将十余左倾教授接入领馆避祸。这一情况使蒋对此案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了。在已经派出唐纵等情报官员后，他当晚又电示正在沈阳的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和云南省省长卢汉，要他们立即返来南京商谈此事，以便尽快回昆负责调查处置。但是，蒋介石突然高度重视此案的首要原因，显然不是两位知名教授意外惨死，而是因为美国人的公开介入。
蒋介石每天记日记通常仅为一页纸篇幅，字数至多不过四五百字，因每日事务头绪繁杂，故每件事仅寥寥数语。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蒋用了近200字来记述昆明这一事件，可见重视程度。但他记述李、闻被杀事，仅用了50余字，一多半的内容都是在骂那些被美国驻昆明总领事接去美国领事馆避难的教授没有骨气。蒋在日记中写道：“昆明连出暗杀案二起，先李公朴，次及闻一多，皆为共党外围之民主同盟中党酋，应特加注意，彻究其凶手，以免共匪作污陷之宣传。最可耻者，以此案出后，在昆之民盟酋首八人皆逃至美国领事馆，求其保护，此等智识分子而且皆为大学有名之教授，其求生辱国，寡廉鲜耻。平时自夸所谓不畏死者，而其畏死至此，书生学者毫无骨格乃如此也，可痛！”
从7月20日开始，面对国际和国内舆论的强烈批评和质疑，蒋介石不得不开始把调查解决“昆明暗杀案”列为首项工作任务，并每日花费相当时间来研究处理。21日，蒋介石已得到消息，李、闻案与霍揆彰的警备司令部有关。因而决定“即令霍来报告，再定处置。”22日，蒋致电唐纵和霍揆彰，要求二人务必在25日前取得调查结果，并在25日密来庐山面报。在当日日记中，蒋已在哀叹：“云南军事干部幼稚无知，不胜痛苦。”24日，蒋上午参加庐山夏令营开学典礼即回寓所与卢汉“谈滇事约一小时四十分钟”。由卢汉谈话中，蒋进一步得知霍揆彰在李、闻案中的所作所为，故在日记中再斥曰：“幼稚如此，可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