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王崇古所体现的政商关系不能简单冠以官商勾结的帽子。从国家利益上说，明朝实现与蒙古的议和，有助于民族团结，也有助于不同民族群众的安居乐业。开边互市则有助于发展经济，给汉蒙民族都带来好处。因此，王崇古的商人家族背景并不是商人主导国家政策，而是商人借助国家一项良好政策得到巨大的发展。这一政商关系既不同于范蠡的“在商言商”，也不同于吕不韦的由商业主导政治，而是商业服从政治，积极顺应政治趋势，从而得到巨大发展。就晋商而言，明朝时期王崇古等人主导的与蒙古议和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到了清朝，中俄“尼布楚条约”导致的恰克图通商，是又一个巨大的发展机遇。换句话说，晋商几百年的历史及成就，与政治密切相关。必须指出，这种密切的关系不是商人主导，而是政治主导，商人服务于政治。
清朝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商人，尤其是经历了鸦片战争的清朝中晚期。例如号称“红顶商人”的胡雪岩，亦官亦商的盛宣怀，广州十三行里成为当时世界首富的买办伍秉鉴，状元出身却离开官场大力兴办实业的张謇等等。虽然他们的结局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商业为政治服务。即便其中有貌似“在商言商”的，事实上也是顺应政治潮流。因此，总的来说，商人要获得高速发展，例如像胡雪岩那样从一个毫无背景的普通人变成富甲一方的大商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为政治服务。当然，从吕不韦时代人们就看到商人与政治过于紧密的风险，因此，有些商人为了规避这类风险，也会提出“在商言商”，似乎要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事实上依然在顺应政治，否则，很难成为迅速崛起的成功商人。
这种局面不仅在中国存在，在西方国家同样存在。历史上著名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很明确就是为政治服务的，在它那里，政治就是商业，商业就是政治。其他还有引发社会危机的南海公司等。现代美国社会最著名的成功商人，例如以比尔·盖茨为代表的IT精英们，表面上看似乎像“在商言商”，与政治没什么关系。事实上，美国整个硅谷爆发产生的一系列新企业和一批成功商人，本质上都顺应了美国从传统产业向高技术产生转变、以信息技术替代传统工业的战略大趋势。因而，他们同样是与政治挂钩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反对政府、要求革命的商人有没有？应该说也有。例如当年资助孙中山的很多海外华侨。但是，商人们这种反对政府的背后，实际上是支持另一个政府，本质上仍然是服务政治或顺应政治。其中以陈嘉庚为代表的一批商人在政治上表现出鲜明的支持与反对立场，几乎都与民族利益、爱国主义有紧密的关联。换句话说，这些商人更多是在爱国主义立场上，义无反顾地明确表达政治诉求，尤其在八国联军、抗日战争背景下，他们不惜像文天祥一样毁家纾难。反过来说，在和平年代挑战政治根本的大商人，细细想来并不多见。即便有，结局大都难以善终。
当今有一些人在“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概念下，完全从书面文字理解出发，希望当今中国的商人们起来对政府革命、做烈士，或者支持反对政府的革命、做斗士，这是非常幼稚的。当然，这种幼稚可能不仅仅存在与某些书呆子或别有用心的人那里，个别商人也会受此幼稚观点的影响，公开或暗中支持反对政府的言行。我认为，他们终难成气候。事实上，从中国古代历史上看，各种各样的政商关系都有鲜明的案例，受西方思维影响的某些人如今还在纠缠于此，只能说明西方的后发达，在此问题上还在摸索、探讨，缺乏成功和失败的完整经验。因此，当今中国的某些人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只要多看看中国历史，应该就会有答案。如果纯粹从西方历史和西方理论出发，要么是想当然，要么是误打误撞。当然，如果有人不顾中国的历史经验，不到黄河心不死，不撞南墙不回头，我们也没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