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新左派思潮在中国登场。
新左派新在哪里？
人们还记得，老左派曾经高分贝抗议 《物权法》，理由是这个法的内容 “违背了苏维埃立法原则” (遗憾的是，今天俄罗斯立法都不再以 “苏维埃”为据了)。
与老左派有所不同的是，新左派不再热络于继承斯大林主义的苏联遗产，也很少操弄 “计划经济”、 “没收私产”、 “阶级斗争”、 “谁战胜谁”一类话语。他们在文章中谈论较多的是社会公正和参与政治。新左派批判资本，讨伐资本主义，反对跨国公司的 “统治”，仇恨 “市场拜物教”，批评全球化和WTO，嘲讽现代性以及与现代性相关的启蒙和理性精神。部分新左派人物认为中国已经变为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抵制资本的“邪恶统治”，新左派甚至称颂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以上一些观点，与西方新左派有相同之处。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左翼社会学家米尔斯在美国 《左派研究》杂志上发表 《致新左派的一封信》，就曾提出过反对大公司统治的主张。比米尔斯更早的，还有卢卡契、葛兰西、柯尔施等人的左翼思想。在美国新左派看来，这些人的思想，是 “摒弃了政党政治和列宁式教条主义的左派思想”。
还有一个表达上的差异。老左派的表述方式，多是过去大字报的遗音，义愤填膺，但逻辑不足，没说两三句就点名辱骂，不免失之于情绪化和简单化。表面上看杀伤力十足，读了却有过气之感。新左派代表人物的文章，旁征博引，比较西化。他们引述的内容，尽量追踪西方新的左翼思想。很多读者认为新左派有些文章食洋不化，晦涩难读。一句话，比起老左派的 “旧时曲”，新左派更具当今西方左翼先锋理论色彩，更新颖、更洋化，用大学生的话来说，更时髦；用易中天的话来说，这一套，老左派是 “玩不来”的。
新左派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有海归新左、本土新左；有理论新左、文学新左，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他们的理论主张也不完全一致。总体来看，新左派代表人物的主张，基本上来源于西方左翼理论。也有一部分本土新左派人物，借鉴和承袭了老左派的思想，其主张与老左派大致相同。举个例子。当代美国新左派代表人物之一，杜克大学教授弗里德里克·詹明信 (有的译为詹姆逊)这样评价中国的 “文化大革命”：
“在60年代，有那么一段时间，世上万事都变得可能。换句话说，那个阶段是全人类大解放的时机，也是全球性能量大释放的时刻。就这一点来说，毛泽东对这个进程所作的比喻最发人深省： ‘我们这个民族’，他大声疾呼， ‘就像一颗原子弹……一旦里面的核子被撞碎，其释放的热量将会产生巨大无比的力量。’在文革中，这个意象促使了旧式封建与乡村结构的粉碎，同时也促使了那些结构中的旧习俗神奇地消除了，进而唤起了一场真正的群众民主运动。然而，裂变的影响，分子能量的释放， ‘物质能指’的松绑，可能出现一场令人惊骇的场面。也就在这一时刻 (我们现在才知道)，毛泽东本人在面临他亲手发动的运动进程到达最终后果时鸣金收兵了，也就是说，在 ‘文革’到了最高潮的时候， ‘上海公社’成立之际，他下令停止对党的机器的进一步解体，并且迅速扭转了这一实验方向 (今天我们当然看到了其明显的后果)。” (詹明信： 《60年代：从历史阶段论的角度看》)
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民主运动？是不是 “神奇般的”创新？在经历过 “文革”的中国人心目中，詹明信的这些议论，至少是盲人摸象。
詹明信对中国否定文化大革命不满，他称这是 “玷污”革命史。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说： “将毛泽东主义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涂上斯大林的面具，并且加以玷污的宣传运动是诋毁60年代史企图的组成部分。”詹明信所说的今天看到了否定 “文革”的 “明显后果”，指什么呢？是指由于毛泽东没有把 “文革”进行到底，致使中国出现了 “资本主义复辟”。这正是西方新左派对今日中国社会性质的定位。
詹明信的议论，被中国的新左派搬过来了。比如新左派代表人物汪晖说： “以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为界标，以不断革命和批判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宣告终结……并在开放的改革实践中把中国逐渐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之中。” (汪晖： 《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难怪沈昌文在聊天时说，新左派扮演的角色，是一个 “邮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