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怎么办呢？一些新左派提出，最重要的，是根治 “西方病”和“市场病”。至于解决手段，不妨诉诸“大民主”。新左派很多人士赞同文化大革命，认为文化大革命是 “继续革命”的伟大尝试。新左派学者崔之元肯定文化大革命的 “正面因素”和“积极作用”，提出应该从文化大革命中吸取群众运动的经验，学习大民主。他们还赞扬格瓦拉，称颂革命。
至此，新左派和老左派合流了。所以，学者吴稼祥说： “新左派本身就是疾病，不是药方。”
围绕上述种种问题，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进行了激烈论争。
一般认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争，是从汪晖发表在 《天涯》杂志1997年第5期的 《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一文而起。随后，双方的争论在世纪之交达到高潮，至今余波绵绵。
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涉及到全球化与中国发展、中国社会性质、中国与西方关系、市场经济与社会公正、自由与民主、中国现代化道路等诸多重大问题。
自由主义者批评新左派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语境来处理中国问题，是文不对题。当下中国社会的弊病，不能简单地比附成 “西方病”、 “市场病”。阻碍中国进步的不是跨国公司，而是陈旧的权力体制与市场机制并存。 “中国病”的根源，是陈旧的体制寄生于市场，扭曲市场，甚至压制市场所产生的 “权力病”。
学者朱学勤说： “当新左派朋友们提倡批判市场机制的时候，自由主义则在呼吁政治体制改革，这是双方分歧的根本。其他分歧恐怕都是由此派生。”不少学者指出，新左派很少剖析国内政治体制方面的弊端，也很少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这是新左派思潮的重大局限。还有学者指出： “新左派揭露批判腐败、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陷入了和老左派同样的困境：他们没有提出解决办法，没有什么建设性，在解决中国问题的价值方面乏善可陈。”
学者雷颐对新左派看得格外透彻。他认为新左派一些朋友嘴不对心，在国内讲一套，在国外讲一套。比如，他们在国内批判自由主义，反对 “西方话语霸权”，甚至组织文章批判龙应台，以捍卫意识形态的 “纯洁性”，维护威权主义。到了美国，却说自己是 “最后一个离开天安门广场的”，与执政当局推行的 “发展主义”政策进行坚决斗争，从而又把自己打扮成为 “反当局的英雄”，获得了美国人的喝彩。
还有学者说，新左派一些朋友其实都是明白人，经过计算追求时髦，不断改变说法，总给人以戴上了 “面具”的感觉，辩论起来不免感到飘忽不定，难以捉摸，甚至有一种假戏真演的滑稽。学者丁学良说： “中国根本就没有新左派。中国现在只有年纪不老的老左派。新左派是很难当的。新左派在西方，左手打本国政府，右手打本国大公司，两边不讨好，虽然他指的那条路未必现实，但他至少有那个勇气。而中国的所谓新左派主要是抱政府大腿的，哪来的新左派啊。”
台湾 《联合报》2010年5月发表文章，说中国需要 “全新的”新左派。该文说，新左派应该反省一番，放弃鼓吹国家主义，除了批判资本主义和金钱万能之外，还应监督政府，追求 “爱好和平、崇尚自由、推己及人的大爱”，这样才能对应时代。
对此，不知新左派以为然否。（本文作者：马立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