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对全球化持质疑或是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日益边缘化。西方国家打着全球化的幌子，以经济殖民主义盘剥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就是经济侵略和盘剥的工具。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只能是一个梦。
由于提出依附理论受到中国新左派激赏的沙米尔·阿明说，资本主义已经征服和统一了世界，并且创建了独一无二的、覆盖全球的经济体系。然而，资本主义并没有促进世界各国经济均衡发展；相反，它造成了 “中心”和 “边缘”的区隔。所谓 “中心”，就是欧美各国；而 “边缘”，则是发展中国家。随着全球化发展，边缘国家陷入越来越深的困境。
中国的新左派也跟着说： “发展主义通过将成功的发展模式当作普遍的发展模式，掩盖了这些发展模式本身产生于不平等的 ‘中心-边缘’的依附关系之中。” “全球化的历史，也是把各个区域、社会和个人编织进一个等级化的、不平等的 ‘中心-边缘’结构之中的过程。” (汪晖：《现代性问题答问》)
然而，学者陈志武却指出，中国是世界进程的一部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奇迹，正是得益于全球化，是全球化力量的具体体现。事实表明，在全球化大背景之下，中国连续30多年高速发展，中国的发展并不是一个梦。
新左派不赞成中国在本世纪初加入WTO，他们认为WTO是西方套在中国脖子上的绞索和软刀子，加入其中凶多吉少。新左派经济学者杨斌说： “美国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主要不是基于经济考虑，而是基于政治考虑。美国政府认为，中国的企业无法与美国和西方的企业竞争，中国进入世贸组织后势必造成失业狂潮，这样中国社会就会不稳定，政府就可能垮台。” (杨斌： 《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汪晖在 《中国 “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一文中，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 “我们还要问，中国加入WTO和如何加入WTO的问题，是否遵循了民主和共同参与的原则？”显然，他的答案是否定的。
许多学者不同意新左派的主张。他们指出，中国加入WTO之后的七年，经济连续超高速增长，说明中国在本世纪初加入WTO是正确的决策。
新左派还集中火力批评 “基于经济自由主义的市场拜物教”，实际上是指责市场经济。一位新左派学者说： “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市场经济的消极面造成的”。其理由是：一、市场经济把劳动者推向市场，使劳动者成为工具和商品；二、市场经济是效率与资本相结合，追求利润最大化，不考虑劳动者的境遇；三、市场经济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竞争关系，造成以邻为壑；四、市场经济必然导致两极分化。
对此，吴敬琏、秦晖等学者指出，中国市场经济的问题是权贵深深介入市场，缺乏民主、法治和社会保障，缺少能够有效维护劳动者权利的工会和农会。单纯指责市场经济，是开错了药方。
一些新左派人士对诸如文明、理性、启蒙等 “现代性”概念进行批判与质疑。汪晖在 《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等文章中说，现代性观念(直线向前发展的时间意识——汪晖)来自中世纪的基督教，而且现代性概念是一个分裂的、自相矛盾的概念。比如现代性观念产生于基督教，但现代性所导致的世俗化又与基督教发生冲突。再有，现代性的政治、经济概念崇尚理性、自由、市场，这些都是从属于资本主义的概念范畴，但是现代主义美学却具有反资本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特征。因此，现代性是一个 “自己反对自己的传统”。汪晖认为，现代性是具有基督教背景的西方地域性概念，但偏偏有人把它当作普适性概念套在中国头上。在这方面，韦伯运用理性化分析方法，通过宗教伦理分析中国社会现代性的问题，就产生了很多混乱和错误。在分析中国问题时使用西方的现代性、理性化的理论范式， “是一种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支配”， “无法诊断中国现代社会自身问题”。
然而，站在新左派对面的秦晓、周其仁等学者却认为： “现代性是指欧洲启蒙运动所倡导的自由、理性、个人权利等核心价值观，和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市场经济、民主政体和民族国家等一整套制度，即现代文明秩序……现代性固然是一个由学者定义、阐释的概念，但就其内容来说，在最本质的层次上，它是人类共同的想法，来自非常自然的人性，或非常自然的人的社会性。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的普适性不是因为这个概念的抽象性，而是因为无论哪里的人都很容易认同这个概念。” (周其仁：《致秦晓、何迪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