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关于启蒙，新左派提出诘问是： “什么是启蒙？启蒙谁？谁有资格启蒙？”新左派指责 “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一大通病，就是从西方话语中寻找精神资源 (比如启蒙)，实际上是 “被殖民了”。
在汪晖看来，启蒙已经死了。他在 《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中说： “曾经是中国最具活力的思想资源的启蒙主义日益处于一种暧昧不明的状态，也逐渐丧失批判和诊断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能力……中国的启蒙主义面对的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化的社会：市场经济已经日益成为主要的经济形态，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把中国带入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造就了它自己的代言人，启蒙知识分子作为价值创造者的角色正面对深刻的挑战……正由于此，启蒙主义的抽象的主体性概念和人的自由解放的命题，在批判传统社会主义时曾经显示出巨大的历史能动性，但是在面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过程本身的社会危机，却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但是学者汪丁丁却驳斥汪晖说：启蒙万岁！汪丁丁的理由是：启蒙是一种对待传统的永恒的批判态度。在这一意义上，启蒙精神是长存的。源于启蒙运动的 “普遍主义”理性和“个人主义”自由，在当代中国困境中，仍然适用 (汪丁丁： 《启蒙死了，启蒙万岁！》)。
学者资中筠明确回答： “当前我们需要启蒙”。这位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说，启蒙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例如我自己就经历过长期的自我启蒙，在这过程中受到许多人的启发。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对身外之物看得淡一些，摆脱企盼或仰望 “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民主。这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与 “西化”或外部压力无关。 (《资中筠：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 《经济观察报》2010年7月5日)
学者高全喜说，中国现在所处的时代，从政治逻辑上看，仍然处于早期现代的时间节点上，对应着西方十六、十七、十八世纪相关的问题。所以当然还需要启蒙。 (高全喜：在 “社会转型与现代性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读书》2009年7月号)
陈小鲁在2010年8月16日出版的 《财经》杂志发表文章说，思想启蒙很重要，应该多讲民主，讲自由，讲博爱，讲天赋人权，讲人道主义，讲权利，讲义务。
就国情来看，新左派认为，中国已经变为资本主义社会， “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一个活跃的部分”，资本主义泛滥。自由主义学者则认为，中国并未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进入后现代。秦晖不同意新左派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界定，他说中国是 “后共产主义转型社会”，中国的情况有别于传统体制，又异于西方自由民主社会。
新左派说，西方跨国公司掠夺中国资产，奴役中国民众，市场导向的改革腐败丛生，致使中国出现贫富分化等一系列 “丑恶的现实”，难以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平等。特别是国企改革，黑箱作业鲸吞全民资产，造成了严重后果。
腐败为何愈演愈烈？新左派并未从民主不足、权力制约欠缺的角度提出问题。汪晖在 《中国 “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一文中说，邓小平南巡的直接后果是大量开发区的出现和期货市场、证券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开放，这些因素构成了当代中国新富人阶层的出现与制度性腐败的政策前提和市场条件……这是一个在不平等条件下重新制造社会分化和阶级分化的过程，并孕育着长远的社会危机。
在新左派眼里，除了邓小平推动的市场经济体制要为腐败负责之外，国际资本也要为中国的腐败承担责任。新左派代表人物说，国际资本和国内资本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冲突，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体制性的腐败。不过，新左派并没有就国际资本导致中国腐败这个命题进行论证。
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呢？用发展民主的办法行不行？新左派人物王绍光说不行。他最近在 《上海书评》发表文章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民主从来不是什么好东西。在所有民主形式中，最坏的莫过于一人一票的竞争性选举。至于威权政体滥用权力，加深民众痛苦，导致资源分配不公和腐败，而民主有利于遏制权力滥用，王绍光并未提及。总之，他说： “我并不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民主改革，突破口在于实现竞争性选举，我并不认为那个可以带来任何好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