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胡耀邦
1957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做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匈牙利的巴拉奇@代内什在《邓小平》一书说，整个反右运动就是根据这个报告的精神进行的。如果说，毛泽东是反右运动的始作俑者，他则是反右运动的前线总指挥、具体实施者，他的头衔就是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因此，我们可以理解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55号文件虽决定为错划的“右派”改正，却最后保留了几个标本不予改正，以示反右的正确性。1980年3月，距离反右运动二十三年，邓小平在讨论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说，“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一言九鼎，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反右运动做出了如此结论：
“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反右运动被肯定，大多数右派却要改正，即使不被改正的几个民主党派著名右派，邓也交代：“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一切都是为了政治需要，但毕竟还是心虚。
邓小平心中一直有个挥之不去的“反右”情结，这件事的决策者虽是毛，而他本人就是执行者，他连毛都不愿否定，何况否定自己。“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前夕，1986年11月14日，方励之、李淑娴夫妇和刘宾雁来到北京中关村812楼许良英家，商量在1987年春天举办一场“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通知由方励之草拟，时间定在1987年2月3日至5日，联系地址是许良英家，发起人署名为许良英、刘宾雁、方励之。不到半个月，由中国科技大学开始的全国性学潮爆发。12月30日上午，邓小平召集胡耀邦、赵、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谈话，他的谈话整理成文后以《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题，收入了当年2月出版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重要文献摘编》，此后正式收入199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正式文本与最初传达的谈话内容并不完全一致，删去了一些当时场景下邓的比较随意、即兴的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