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陆超祺听到过传达，他后来在《胡耀邦的“不合时宜”思想——纪念胡耀邦逝世11周年》文中引用当时听传达的记录，发现有些话被删去了，其中跟“反右”有关的内容，如邓说：“王若望、方励之早就叫开除了，还留在党内干什么？方励之、刘宾雁等人发起反右派运动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就应该开除党籍。”当时《人民日报》年轻记者祝华新访问已改正的错划右派知名人士，邓质问道：“《人民日报》想干什么？”
这些话在正式文本中没有了。邓口中的“反右派运动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就是许良英、刘宾雁、方励之三人发起的“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他是接着赵的插话说的，王晓渔从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中看到赵关于那一天情形的回忆：“当时我插了一句：刘宾雁找了费孝通、钱伟长，商量1986年要开一个会，纪念反右斗争30周年。费、钱二人觉得不妥，向我反映了，没有搞成。小平说，费、钱不错。”赵所说与筹办“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的事实有出入(此事只是方、许、刘几人商定，刘并没有去找费、钱商量)，却提供了费、钱举报的重要细节，这与正式发表的谈话中，邓夸奖费、钱他们的内容相吻合：“在这次学生闹事中，民主党派表现是好的，周谷城、费孝通、钱伟长等几位著名的民主人士的态度是好的，不好的倒是我们有些共产党员。”
1986年11月，许、刘、方三人一共发出约40来封通知，包括黄万里、徐铸成、袁翰青、钟惦裴、曾彦修、刘尊棋、白桦、陈学昭、邵燕祥、曾肯成、孙章禄、陈修良等都热情回信，唯有费孝通、钱伟长例外。钱伟长通过民盟中央把收到的《“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通知》打印件送交中共中央，并附了他本人的意见：“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但与他们是不同的。”不久，1987年4月8日，钱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六届五次会议上增选为副主席。
根据邓1986年12月30日的谈话，1987年1月12日，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管惟炎被免职、副校长方励之被撤职。1月14日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开除王若望党籍。1月16日，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1月19日，中共安徽省纪委决定开除方励之党籍。1月25日，中共《人民日报》机关纪委决定开除刘宾雁党籍。
赵插话时，没有提起许良英，只提刘宾雁，邓一锤定音，方、王、刘开除出党。刘被开除党籍确与参与发起“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有关，其实此前，1986年12月20，刘即因受到人民日报社领导的压力，已电话通知许良英退出，希望他们谅解。然而，在随后展开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供有关单位的领导干部研究和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思潮时参考”的《刘宾雁言论摘编》，一共十篇，大多数都是他在全国各地的讲话摘要，最后一篇赫然是《许良英、刘宾雁、方励之发起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通知全文》，可见刘被开除党籍，与此有不可分割的关系。邓小平对“反右”这段历史始终耿耿于怀，凡是触及、甚至冲击他心中那根线的，他都不能容忍。方励之说，“许良英漏网，据说是邓小平一时说不出许良英的名字”。许良英听说是赵插话时记不起他的名字了，或者误把他记成了王若望。即使专门研究反右运动的学者朱正先生，多年后也没有搞清楚“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的发起人是哪几个。他在《1957：知识分子的解构与重组》(《随笔》2008年第1期)称：“1986年11月，三个右派许良英、刘宾雁和王若望联名发起‘反右运动历史学术研讨会’”，将方励之错成了王若望。
有严重“反右”情结的邓小平在上述正式发表的谈话中，还有一番关于反右定性的话：“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有太过火的地方，应当平反。但我们对它没有全盘否定。”很可能这也是接着赵的插话说的。上距1957年三十年后，到1987年发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时，邓小平已由执行者变成了决策者，由中年步入了老年，但心中的“反右”情结没有变。只是由于致力于经济改革的执行者赵对此不积极，甚至消极抵制(也可以说执行不力)，加上时代环境已大为不同，这一次的“反右”运动没有扩大化，在开除了王、方、刘等三人党籍，逼退了吴祖光等几人党籍之后无疾而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