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困境是真实的，不是虚幻的。改革开放后，随着大量对外交流活动成为中国大学教员的常态生活，他们对西方大学制度，不是仅有知识了解，而是有真实生活感受。当这样的知识背景和生活阅历成为中国一般大学教员的基本素养后，他们对当下中国大学制度的感受，也就可想而知。同时，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的历史经验在不断唤醒他们的记忆。
中国现代大学的历史，在近百年中产生了两个传统：一个是1952年前中国现代大学的传统；一个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中国当代大学传统。
1977年中国恢复高等教育后，大学一度思想活跃，出现过短暂的生动活泼局面，但我们必须清醒意识到，新时期中国大学的短暂思想活跃，是在思想解放大时代背景下出现的，当时中国大学对现代大学精神的自觉追求意识，还没有觉醒，至少在制度层面，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学还是以延续十七年时期形成的中国大学传统为基本特征。
中国现代大学传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观念层面：教育独立。表现为校长身份与官员的严格区别。当时的《大学组织法》明文规定：大学校长不得由官员兼任，“大学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国立、省立、市立大学校长简任，除担任本校教课外，不得兼任他职”。在中国早期大学制度设计者的理念中，教育独立观念已深入人心。1937年，胡适在庐山谈话上就多次说过，教育独立，官吏不能兼任公私立学校校长或董事长。1945年，蒋梦麟做了行政院秘书长后，他的北大朋友就劝他必须辞掉北大校长一职，在这些大学教员的观念中，大学校长绝对不能由官员兼任。2．制度层面：主要体现为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并存为一般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特别重要的是私立大学的概念里包含了外国人和教会可以在中国办大学，这是一种开放的世界眼光。1926年10月公布的“私立学校规程”中就明文规定：“凡私人或私法团设立之学校，为私立学校，外国人设立及教会设立之学校均属之。”1929年7月，国民政府制定的《大学组织法》明文规定，除了国立大学以外，可以设立私立大学，“由私人或私法人设立者，为私立大学”。对于这些大学，教育部一视同仁。而且对于办得好的私立大学，中央和省市政府都要拨款补助，或者由教育部转商各庚款教育基金委员会拨款补助。3．操作层面：体现为尊重传统教育资源，在此前提下完成中国传统教育向西式高等教育的转型。20世纪初，中国办大学的人都很开明，他们出去一走，就能敏感把握世界潮流，使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中呈现出很强的适应性，这是中西文化融合过程中较少障碍的一种转型，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能够迅速发展的基本前提。最早承担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职责的，是传统的士子，如北大校长蔡元培、南开创始人严修、南洋大学堂校长唐文治、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和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他们都是科举出身。以上三个方面，可视为中国现代大学传统的核心价值。
1952年院系调整后形成的中国当代大学传统，也体现出三个重要特征：观念层面：教育完整体现政党意识形态；制度层面：公立大学的绝对垄断地位；操作层面：长时期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
在中国大学的两个传统之间，毫无疑问，中国现代大学传统提供的不但是现代大学理念，更多的是历史经验。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大学弥漫怀旧情绪，稍有历史的大学，基本正面肯定了以往的教育传统，特别是西南联大在抗战期间的表现，更成为现代大学精神中的生动典范。而中国当代大学传统，现在需要反思的地方很多，苏式教育模式虽然已完全退出了中国大学体制，但它造成的深层影响还不可能完全消失。今天谈论现代大学精神的人，在一般倾向上偏重于向后看，也就是更注重从中国现代大学传统中吸取营养，而从中国当代教育传统中接受教训。比如人们常说的教授治校，在中国现代大学传统中就不是一句空话。当时大学的组织形式一般是董事会、教授会和评议会三部分。像清华大学，董事会的主要职能，主要是负责推举校长候选人和管理学校财务等大事，成员由教育部和外交部聘任，任期三年，任满后每年改聘三分之一，董事不能兼任本大学校长和教职员。教授会由学校全体教师组成，主要负责课程、学生训育、考试等与教学、学术相关的事务。评议会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和教授会选举出的代表组成，主要负责制定学校预算、科系的建立和废止以及学校各种规程等事务。在清华校史上，这种制度非常成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现实经验。至于在教学上，留给教员的空间则更大，没有统编教材，课程设置好大体范围之后，教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学术专长选择教材，教授的讲义通常就是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没有统编教材，教授就必须学有专长。清华这套制度，肯定受美国大学制度的影响，但当时社会普遍认同教授治校这个现代大学的通则。行政在大学中并不主导一切，因为学校最重要的是教授和学生。而近年来中国大学的“行政化”现象，却成为社会舆论批评的主要焦点，“去行政化”成为追求现代大学精神时必议的话题，而这种现象的产生不是孤立现象，它是中国当代大学传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