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中山和宋庆龄登上永丰舰,并与舰上全体官兵合影留念。
1925年,孙中山病逝北京,陈炯明闻讯满怀深情写了一副挽联:
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陈炯明预感,他与孙中山的恩怨将是一桩历史公案,究竟怎样评说,只能留待历史。
在之后几十年,孙中山成为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被塑造为“国父”。主流历史学在评估孙陈关系,甚至在研究陈炯明时,基本上站在孙中山一边,以孙中山之是非为是非,认为陈炯明是“叛逆”,是一个反对革命的人。
过分贬低、丑化陈炯明,显然不合乎历史真实。于是,陈炯明之子1997年出版一本执意翻案的书,正面描写陈炯明,且在字里行间将孙中山视为反面。
从陈炯明后人眼光看孙陈关系、个人恩怨,固然很难客观。反之,如不能调整视角,继续以孙中山之是非为是非,同样看不清孙陈,弄不清陈炯明的意义。孙陈冲突并不涉及人品、人格、个人恩怨,而是关涉中国历史,关涉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走向。从大历史温情回望这两位历史人物,或许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或许能发现一个不一样的陈炯明、一个不一样的孙中山。
武昌起义发生后,陈炯明像许多体制内具有革命倾向的人一样,不再相信满洲人有起死回生的能力,因而陈炯明利用那种混乱局面,在故乡筹组一支武装,顺利占领了惠州。稍后,广东光复。陈炯明以功出任广东副都督,后因都督胡汉民陪同返国的孙中山北上,陈炯明机缘巧合成为广东代理都督。此时的广东,此时的陈炯明,确实在政治信念上,更倾向于广东人孙中山。广东,成为孙中山最重要的庇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