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进程中，由军机处新派“四卿”之一的杨锐从宫中带出的光绪衣带诏，乃是激惹政变的重要关节。诸多史书（包括教科书）均言光绪自感行将被废，特下密诏，促请新派诸员设法相救，内有“今朕位即不保……妥速密筹，设法相救”这样告急相央之句，又云袁世凯于法华寺从谭嗣同处接诏后回天津告密于荣禄，荣禄连夜乘车入京赶赴颐和园见慈禧，慈禧再赶回紫禁城发动政变，禁光绪、废新政、杀“六君子”。
其实，历史真况与此出入甚大。张国淦《北洋述闻》“袁世凯与戊戌政变”一文，载有光绪衣带诏原文及袁世凯给其兄的家书，据此可窥见这一段史事的真相。再据近年杨天石根据日本外务省档案中的“毕永年日记”，所撰“围园杀后——康有为的武力夺权密谋”一文，一些重大细节终于浮露水面。
1898年6月，礼部主事王照呈奏“转移观听法”，提出皇上奉太后巡幸中外，开阔眼界，以利变法开展，并设立教部，以西人敬教之法尊我孔子之教，以西人劝学之法尊我孔子之教，以西人劝学之法兴我中国之学。但礼部六堂官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因阻抑王照奏折，不肯代奏。7月19日，六堂官被光绪革职，擢王照三品衔并以四品京堂候补，六堂官因本身利害所系，四布危言耸听，以期激怒慈禧太后，整体全盘推倒新政，避免自己的被革，政局形势确实比较紧张。
8月1日，光绪又召见握有七千北洋新军的实权派人物袁世凯，超越擢升其为候补侍郎。此次召见因明显带有笼络之意，暴露出光绪企望掌控军权的意图，引起后党惊恐。直隶总督荣禄对此大为不安，西太后在紫禁城里又遍布耳目，精于政治的她哪里会无动于衷束手待毙？因此，是年8月初的北京政局处于帝后两党矛盾激化的前夜。
不过，杨锐携出衣带诏在7月27日，即光绪召见袁世凯之前。当时，维新派为求变法甚为激进，有点迫不及待，屡促光绪痛下决心罢黜旧派昏庸大员，以为有了皇帝的支持，即可一逞其志，黜尽老派守旧官员，尽擢新锐俊秀，毕其功于一役。如变法初期，6月16日康有为在朝房等候光绪召见，碰遇荣禄，谈及变法，荣禄说：“法是应该变的，但是一二百年的老法，怎能在短期内变掉呢？”康有为忿然作答：“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可以变了。”
显然，康有为将变法之事看得太简单了，以为变法仅仅只涉及高层人事，只要皇帝发话，建立权威即可成事，未看到变法牵一发动全身，将改动社会既有利益格局，传统习惯势力必然步步抗拒处处抵触。处于漩涡中心的光绪，当然要比下面的维新派官员清醒得多，自感权力未足，根基未稳，不能骤然行动，恐激起对立派的拼死反抗。故于7月27日降密谕，要求维新派商议筹划，拿出切实可行之策。衣带诏最重要一节的原文如下：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废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废，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负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度，再行办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