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只是为了不“得理不饶人”，照顾各方面子，当时的南京中央政府对外宣传，认同了张本人的解释。这种政治上的“调和”、“折衷”艺术，并不是真实原因，当然不能自圆其说。
张学良需要十三日看了蒋公的日记和重要文件，才发现蒋公准备抗日吗？显然不是。张作为副总司令，且曾与蒋公睡在同一个单元内；以及“蒋先生卧室，除了夫人可以自由出入之外，我张学良也是具有穿房入户的资格之一人。”[176]张学良如此接近蒋公，他能不知道蒋秘密准备抗日吗？张不但知道蒋公抗日计划，且因“对日方案序列中，有冯玉祥等而无良，痛伤良之心，忿怒不巳。”[177]不抗日，何来“对日方案”？既然张学良已见过蒋的“对日方案”，甚至还知道蒋公“抗日方案”中的人事安排（有冯玉祥等而无良)。当然张早知道蒋秘密准备抗日，何须十三日看蒋日记。
六，张悔悟了吗？
张学良是出于军阀阻挠国家统一，维护军阀割据的本能而发动西安事变的。只要张学良军阀本性不改，他绝不会悔悟。
1，张扬言倘若有机会，仍要“那么干”，从未悔悟
张学良在言谈之中，处处流露出他“不肖听人唤”。如大肆攻击何应钦等黄埔干部与中央保持一致，是“奴才”，“狗腿子”。透露他倘若有何应钦那样大的权力，他早就脱离中央自己干了。污蔑在蒋的旗帜下，汇集了以黄埔为代表的民族精英，成为统一中国的核心是：南京政府只用黄埔这些“奴才”，不用像他那样的“人才”。可事实是张学良口中的“奴才”——黄埔将领们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连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也承认：“看来敌军抗日力量的中心，乃是以蒋介石为核心、以黄埔军校青年军官阶层为主体的中央军。”[178]而自称“人才”的张学良，每月消耗国家几百万元军费的张学良几十东北大军的作战能力，还比不上每月仅需几万元军费的黄埔军“奴才”——张灵甫一个团的作战能力。张学良几十万东北大军，竟被一百零五名日军，端了他们军在沈阳的窝。一百二十八日骑占领承德。而张灵甫团，何止击败过一百二十八名日军。再看看张学良这个“人才”在其它方面的表现，人们总结不争气的后代，“富不过三代”，三代内败光祖业。可张学良只需三年就能把父亲在东北庞大产业败光，创吉尼斯败家子记录。张学良为了在西北建立张氏王国，即使中国中央政府“分崩离析”，也在所不不惜。如此不顾后果也用分裂国家的张学良，可以说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张学良这个他自己口中的“人才”，其实只是一个为了自己私利而疯狂表演的跳梁小丑。
２，张竭力掩饰他劫蒋的真正目的
有人说张学良在他的《西安事变忏悔录》中，表示悔悟，显然这是误解。悔悟的基础是说出他当初那么干的真正目的与动机，让我们认真考察一下张的《西安事变忏悔录》。张说“中共利用了自己的爱国热情”，他“不愿打内战，想联合抗日”。可是事实恰巧相反，张学良找中共的目的与动机，反倒是妄图利用中共帮他反中央，阻挠中国统一，以能维持他的军阀地位。不但不是他张学良“不愿打内战”，而是希望中共帮他打更大的内战——“肃清蒋系势力”。[179]（详见第二章第四节《中共大规模的叛乱计划，诱使张早树叛旗》。）张说“他的‘爱国热情’，是如何如何高”，“不愿打内战，想联合（中共）抗日”。他是“爱国狂”，“个人无论地位生命，皆可牺牲。”“我姓张的如有卖国行为，你们将我杀死，将我的头颅割下，我也愿意的，”[180]等等均是无耻的谎言。众所周知，东北的黑瞎子岛就是张学良出卖给苏联的。出卖黑瞎子岛的张学良的头颅，早在一九三零年就应割下。此外，张学良“令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并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181]致使东北军在“全副武装的日军四处追杀他们的时候”，“眼睁睁地望着敌人屠杀自己令人悲愤难抑。”[182]“弃渖阳，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土地，陷于敌手，延及淞沪。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事实清楚的证明张学良是“亡国罪魁，败兵祸首”。且“自古亡国之君，败军之将”中，没有比“张学更可耻者”。[183]
……
一个人的思想、行动到来极端的程度，似乎不可能悔悟的。张学良在国家民族出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为了他个人的权位，不惜“南京中央政府必将难以招架”，而“分崩离析”。如此不顾国家民族安危的张学良，是我国历史上，最无耻的乱国贼子。此类权力狂，怎么会悔悟呢！
３，某些特殊的情况张暴露他劫蒋的真正目的
只是在某些情况，张学良才无意中，暴露他劫蒋的真正目的与动机，但这不是张悔悟。
１）当时的气氛使张放松“警觉”
在某些使张放松“警觉”的气氛下，流露出军阀称王称霸的本能，使张不甘心居人之下，而发动西安事变。事例：“当年杨宇霆想操纵我，（所以我把他杀了）。后来蒋先生也想操纵我，（所以我把他抓起来）。”[184]披露他劫蒋是因为：军阀称王称霸的本性，使他不甘心居人之下，听人指挥。他张学良为了不受人指挥，建立自己的张氏王国而劫蒋的。并不是“爱国抗日”。
2）“触景生情”
如到了一九五九年四月下旬，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经过了“村村见血”的“土改”，“血流成河”的“镇压反革命”，以及“会”、“道”，民间宗教等等。不少人经过千辛万苦，逃出魔掌，这些逃亡者逃到香港、海外后，披露自己在中国大陆所遭遇的苦难。其中，有张学良认识的东北旧人周某。且张学良在大陆的亲属，也通过各种渠道，将他们的遭遇告诉他们在海外亲属，即间接的告诉了张学良。张学良知道自己留在大陆的亲属，生活在如此痛苦之中，感到这一切与他自己当年不甘人后，而做出的事有某种关联。感慨万分的写道：“不肖听人唤，聪明空自负，一觉黄梁梦。”披露出我张学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感到“听”人“使唤”是一种耻辱，不甘心居于蒋介石之下，“听”蒋介石命令，受蒋介石指挥。欲取蒋而代之，至少也要像外蒙那样，建立自己独立的张氏王国的“黄梁”美“梦”使他劫蒋，从而造成此，据说张还痛哭过。但这算不上真正的悔悟，只是一丝“触景生情”，感到自己对不起自己的亲属。张没有丝毫社会责任感，似乎他是天生的享受者。因而他不可能感到他对不起社会，对不起国家。
3），被“激怒”
张被说话的另一方“激怒”，感到自己被贬得不成样子，急于表白。例证：“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即像你李敖那样的“燕雀”，怎么能知道我张学良这个“鸿鹄”的志向呢？我张学良壮志凌云，连受蒋的指挥都感到是一种耻辱。要与“蒋（大老板）打一架”，取蒋而代之；并把蒋“交人民公审”。至少也要在西北建立一个像外蒙独立那样的张氏王，说成是我在蒋面前“私昵”。真是以你李敖那样的雀鸟之心，度我张学良这个“鸿鹄”之腹，太小看我张学良了。
张学良还在西安事变期间，因承诺“一定会四方回应”[185]的军阀们，在全国广大人民一片反对声中，不敢再支持张了，甚至撇清与张的关系。这使张大为不满，而发了一番牢骚：“我不反蒋，大家都反蒋；我反蒋了，大家都不说话了，甚至喝我的倒彩。”[186]披露他张学良劫蒋是为了反蒋，并不是“爱国抗日”。张学良只是在这些非常罕见的情况，放松自己的“警觉”，披露是军阀称王称霸的本能，使他发动西安事变。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从此不再做被别人“使唤”，听人指挥的部属，自己称王称霸。并不是他口上大叫大嚷的“爱国抗日”。
“爱国抗日”只不过是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武装割据者用来阻挠中国统一，反中央的代名词。毛泽东的：“在一致抗日的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187]中共就是在“打通抗日路线”的口号下，把内战战火引至山西的。西南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都认为，在日寇践踏祖国河山的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旗帜就是“抗日”。张学良也自供他只是用“爱国抗日话对内对外活动”，来掩饰他与“大老板打一架”（叛离中央），建立自己的“小家庭”（割据）。[188]“他们嘴上高喊‘爱国抗日’，私下里却无不干着最见不得人的勾当。”[189]
小结
历史不是“神话”、“传说”，历史事件有着内部逻辑规律可循。每个人的行为受思想支配，与其一贯行事规律相符。张学良及其核心成员，在日军面前的表现，不是“国人皆曰可杀”的耻国丧地的不抵抗将军，就是投日叛国者。如此群类劫持自己祖国元首的目的与动机，不可能是他们身上根本就不存在的爱国抗日。事实已清楚的告诉世人，他们只是占在军阀“立场”，顽固的阻挠中国统一，妄图在西北建立一个像外蒙独立，或像盛世才据新疆称雄那样的张氏国王。但是，张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受到苏联严斥，在俄援绝望，劫蒋所追求的“伟大目标”彻底破了后，走途无路的张学良，只得重新投靠南京。负荆请罪，亲自送蒋回京，是张重新投靠南京，以及卸下扣押自己祖国元首、三军统帅所承受的巨负必然结果。
[1]宋子文，《中央日报》，1936年12月15日。
[2]《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一九九五年版，东大图书公司出版，第八十四到八十七页。以及《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二零零二年北京版，第一百八十到一百九十三页。
[3]《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傅虹霖，时代出版，一九八九年；以及《漫漫回乡路》，张闾实着，哈尔滨出版社出版。
[4]《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东大图书公司，一九九五年版，第三百二十二页，第三百二十六页。
[5]《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东大图书公司，一九九五年版，第三百二十六，三百二十九页。
[6]《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东大图书公司，一九九五年版，第四章标题。
[7]《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东大图书公司，一九九五年版，第三百二十二页。
[8]《西安事变珍史》，姚立夫，跃升文化事业出版公司，一九八八年，二百一十二页。
[9]《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东大图书公司，一九九五年版。
[10]《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东大图书公司，一九九五年版。
[11]《百年潮》，1997年第3期，作者：杨奎松，原题为：从拥蒋到反蒋。
[12]《张学良传》，张魁堂，新潮出版，一九九三年，第三百二十二页。
[13]《西安事变史料》第三册，第五百一十页，朱文原，台北国史馆，中华民国八十三年四月。
[14]《西安事变纪实》，申伯纯，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第一百二十七页。
[15]《西安事变纪实》，申伯纯，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第一百二十七页。
[16]《西安事变史料》第三册，第五百一十一页，朱文原，台北国史馆，中华民国八十三年四月。以及《细说西安事变》，王禹廷，传记文学出版社，民国七十八年，第三百八十五页。
[17]《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东大图书公司，一九九五年版，第三百一十四页，第三百一十五页。
[18]《西安事变新探》，杨奎松，东大图书公司，一九九五年版，第三百二十二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