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已把蒋公打成“反革命”，列为他们“伟大双十二革命”的对象。甚么是革命呢？按毛泽东的定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即已将蒋公列为他们“暴烈行动”的打倒推翻者之列。因而绝对不是“决不妄加危害”，“无损”。而是重者连肉体一起消灭，轻者“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交人民公审”是他们宣布蒋公为“反革命”后的必然处置方法，事实上他们原计划十七日公审蒋。且他们的所谓“交人民公审”，也不是取决民意，而是设计陷害，伪造蒋公给他下了不准抵抗的命令。妄图把蒋公打成辱国丧地的民族罪人，假西安地区不明真相的偏激群众之手。像某些落后地区的神棍，把从先进地区来该地区宣传科学的防病医病的人，视为存心与他过不去，并使他失去生机的仇敌，而设计陷害。如指为“枇杷鬼”，煽动迷信群众乱棍打死那样，置蒋公于死地。其用心何其毒焉！他们立即惨杀蒋公的侍从室三组组长，蒋公的侄孙蒋孝先，从旁证明这一点。正如俗话所说：“打狗”尚且要“看主人”，更何况蒋孝先还是蒋公的“近臣”兼至亲。如此冲着蒋公而来的“暴烈行动”，表明他们在西安事变初期，对蒋公绝无善意。蒋公亲临其境，感受到“余知叛部之意甚险”。[45]像蒋公那样性格的人，不可能将他受到的（像打掉牙齿那样的）耻辱示于人，或写入日记中。但是细心的研究者，仍可观察到、感觉到，蒋公写“余知叛部之意甚险”时的恐怖气氛。以及蒋公受到的锥心刺骨的耻辱、伤痛……。特别是十二日晨，蒋公遍体鳞伤，在寒冬早晨，仅仅穿着单薄的睡衣。五十余岁的长者，已冻得连素不相识张、杨的部下，也难过得赶快“进衣”。[46]蒋公后来与夫人谈及此景，也不禁泪下。可自称与蒋公关系“情同骨肉”的张学良见到此景，不但无半点怜悯之心，反而内心十分高兴。正如走访过几十位西安事变参与者的中国大陆学者，所描写的那样：“张学良真是心花怒放，虽一夜未眠，但比任行何时候都要精神焕发。”张学良的亲信孙铭九也有类似的描写：“（张学良见到遍体鳞伤，在寒冬早晨，仅仅穿着单薄的睡衣，落难中的蒋时）脸上显出得意的神情”。[47]
更具说服力但被人们忽略的证据是，张学良不仅让遍体鳞伤，仅仅穿着单薄睡衣的蒋公，继续在寒冬受冻刑。更派人特地摄下此一穿着睡衣，遍体鳞伤，落难中的三军统帅、国家元首历史性镜头。此一奇耻大辱，锥心刺骨，使蒋公久久不能忘怀。据王铁汉回忆，蒋公曾情不能自控的向他诉说：“你看张学良有多可恶！他还派人照相。”显然，蒋公从张派人摄下此一“搏住苍龙”的耻辱性镜头，看到了张学良的险恶用心。作为庆祝他们打倒“旧王朝”，缔造一个“崭新时代”的历史资料。也难怪蒋公多年后，在与他人言谈时，触及到此情、此景，压抑在心中屈辱，宛如火山爆发，不能自控。当着他人的面，怒斥张学良“多可恶！”如此可恶的举动，怎么能不使蒋公感受到：“叛部之意甚险”呢？（别说特地拍摄作为国家的象征的国家元首蒙难时的镜头，既是特地拍摄普通老百姓最落难、最狠狈时镜头，也绝对不是怀好意之举。）张学良还在劫蒋时，下令炮轰自己祖国元首的行辕。[48]（在当时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虽称行辕，实际上只是窄小的临时住地。炮轰如此窄小的临时住地，考虑过住在其中的人安全吗？何应钦仅仅派飞机去西安这座大城市转几圈，其用意是告诉叛军：你们不要以为委员长孤立无援，委员长有强大的中央大军作后盾，倘若你们轻举妄动，伤害委员长半根毫毛，你们看看天上的飞机吧！强大的中央大军将让你们粉身碎骨。就被张学良、中共等说成是：“何应钦阴谋炸死蒋”。而张下令炮轰蒋的窄小的住地，不更是阴谋炸死蒋吗？）此外，劫蒋悍将——土匪出身的骑兵团长刘桂五，曾向他的家人透露真情。刘桂五的女儿，根据她父亲所透露的张学良亲口布署，以及刘桂五所留下的与其朋友谈论该事的秘密信件中所透露的真情，后来在中国大陆《中国妇女》杂志着文披露：“张学良最初是准备杀蒋的。”甚至连周恩来也承认他们当初是准备“除蒋”的。[49]因而，不少作者断言：“凡细读档案资料的人，都认为，张学良有过‘除蒋’的计划。”[50]此外，“刀下留人”，是针对绑赴刑场斩头而言的。“留此人在手大有文章可做”。[51]是针对准备除此人而言的。倘然他们从没有除此人的打算，何来的“留此人”呢？种种迹象表明张学良在事变之初准备除蒋的。
且从杨虎城方面所披露消息，也可看到他们当初是在想尽一切办法，置蒋于死地。如杨虎城对南汉震说：“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和平解决后，叫我怎样对付蒋！”[52]可见，杨虎城从一开始准备与蒋彻底决裂，从不准备和平解决问题。杨虎城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披露：杨虎城从他过去的经验中，知道中共的杀人的“程度”。如一九三五年杨为自保，派他部队中的共产员张汉民与中共接触。试图与红军实现互不侵犯，没想张汉民被中共杀害了。”[53]后来杨为自保，派学生与中共接触，结果也被中共杀害了。”[54]而“蒋与共产党血海深仇，现在蒋既然被捉，中共一定会借机报复的”。[55]因而，杨虎城想借中共之手杀蒋。
在军事部署上，更不像张学良自我表白的那样：“不忍见同胞自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衷心时为忏悔。”“我一听打内战我就难过”，“我就是要中国停战，我实在是反对内战，反对透了。”张真实的军事部署是挑动更的规模的内战，甚至，直捣南京。[56]详见第一章第三节。
张学良做梦也没有想到，斯大林此时意识到蒋公的存在，对苏联的安全至为重要。这是因为西安事变之前仅仅十七天，即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德、日签署了共同防共协定。而此时汪精卫正在欧洲访问，汪曾试探加入德、日共同防共协定。倘若汪的预谋得以实现，将使苏联陷入四面受敌的危境，这给斯大林造成一阵紧张。据说斯大林将建议王明给中共杀害蒋电报稿的苏军情报局官员阿图佐夫（Artur Artuzov）抓起来枪毙了。[57]如此严厉的惩罚，说明斯大林是何等关心蒋的安全。只有蒋公的存在，才能拆散酝酿中的汪、日、德防共国际联盟，使苏联摆脱四面受敌的危境。斯大林知道毛泽东决不会放过这一次夺权的良机，一定会乘机鼓动杀蒋，使中国群龙无首，四分五裂，以便乘乱夺权。斯大林感到事情的急迫性，竭尽全力救蒋出危境。不惜用最严厉的措词：“中共必须运用他们的影响释放蒋，否则莫斯科将杷他们谴责为土匪，向全世界公开批判，并与他们断绝关系。”[58]以及多管道救蒋。如通过宋庆龄转发电报。[59]有论者否定斯大林通过宋转发电报。[60]其实斯大林通过宋转发电报是一高招，一石多鸟，斯大林巧妙的通过宋庆龄将他的意图公开，使毛泽东无法隐蔽他的意图，而继续煽动、蒙骗张学良杀蒋。宋庆龄接到斯大林电报后，即刻焦急的要去西安“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61]清楚的说明宋庆龄除将电报转发给中共外，她还直接做张本人的工作。这不但比经过中共作张的工作快，且可避免所谓“勤务组弄错了，完全译不出，请即检查重发”[62]等问题。宋庆龄后来没有去西安，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是因为宋接到莫斯科严禁杀蒋电令后，即刻按斯大林的要求电告中共。接着正如宋自己所说的“劝说张学良”，张经过宋（电报）“劝说”后，知道斯大林确保蒋安全的意图后，当然不敢怠慢，即向宋保证他全力保蒋安全。宋从张的回电中得到蒋的安全有保障后，感到她已完满的完成任务，再没有去西安的必要了。且斯大林通过宋庆龄转发电报，还不排除斯大林希望宋庆龄将他保全蒋安全的努力，转告给她的至亲——宋氏兄妹，以取得中国领导中枢的谅解，搞好与中国关系，摆脱外交困境。蒋公日记披露：“十四日，张上下午来见共三次，向余连泣三次。”不难看出暗泣中的张学良，与张劫蒋成功的十二日，“由我来干”的豪情，以及“态度极凶恶”[63]的情景相比，有明显变化。什么原因促使此变化呢？十三日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在张学良身上？宋庆龄转来莫斯科令人沮丧的消息是合理的解释。特别是此前对中共毕恭毕敬的张学良，此后即使周恩来于十七日亲自来西安游说张“应准备对蒋采取最后手段”。[64]张也一直没有对蒋采取最后手段，甚至瞒着着周恩来，于二十五日，送蒋回洛阳。“铁三角”“三位一体”，变得如此互不通气，什么原因？斯大林这样的大人物关照过张学良：不能听信毛泽东、周恩来那一套？是张学良变得对中共如此冷淡的合理解释。（尽管是转来的消息，张学良不全信，因而反复查证，查明真象后，张背着中共送蒋回洛阳了。）斯大林还发动全苏联的重要报纸，以及广播电台猛烈评击，官方严厉谴责等。迫使西安方面务必放弃除蒋的预谋。由于斯大林的指示是如此严厉，致使“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惟恐天下不乱，以便乘乱夺权，而“欣喜若狂”的毛泽东，也不得不从“在我们的观点，把蒋除掉，无论对哪方面都有好处。”[65]“只要蒋仍在人世，各方面犹豫观望不可避免。”[66]改为“杀了蒋，南京被握于汪精卫手中，更增加中国亡国亡种的可能。”[67]从赞扬张学良“一举手便旋转乾坤”，“惟马首是瞻”。[68]改为“西安事变不是十月革命，这只是一种军事阴谋。”[69]
斯大林严厉的谴责，对西安事变策划者们无异晴天霹雳，对张学良心理打击也至为巨大，张身边的亲信说：“他（指张）的脸色从没有这样怕人。”“比听到“九一八”消息还难看。”[70]与张派人摄下倒“旧王朝”，缔造“新时代”，“搏住苍龙”的历史性镜头时的容光焕发，神采飞扬的情景成鲜明对比。好在张学良毕竟在官场上撕杀多年，因担心“局势如何演变，还未敢定。”[71]而预留一手，没有把事做绝。如没有接受中共杀掉蒋的建议，否则真不知如何收场。
此外，张也未能火线入党。更令张愤懑的是他在蒋坐镇西安，已调集具压倒优势的兵力，准备十二日上午颁布全面剿共令，而一举歼灭中共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救中共于危境。可中共竟将他列于阎锡山之后，阎为全国联军总司令，而他仅为西北联军总司令。[72]这使张不但“忿怒”，且放言，“我待他们那么好，他们却这样对待我。”[73]
同时，也未能像他们原来想像那样，全国各地方势力纷纷来附。南京中央政府也没有“分崩离析”。张受到这些挫折后，不得不调整部署。首先，放弃“交人民公审蒋”。也放弃了追求中共此时已给了阎锡山的全国联军总司令。安心的做中共只给他的西北联军总司令。（笔者这里分期，是指整个西安事变的分期。而非不利的消息传入张耳中，使张开始考虑改变原来想法的时间。显然要比张学良根据新的情况，开始考虑放弃原计划的时间晚一些。这是因为根据新的情况制订新计划，以及布置执行等都需要时间。)
2，“西北的联合”
时间：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三日白天
张的目标：尽管不利的消息接踵而来，但张既已发动了西安事变，再无选择余地，只有硬撑下去。仍幻想苏联谴责他们，只是中共向他们解释的那样：“惟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74]退一步说，即使苏联不支持他，总会支持中共，紧紧拉住中共。甚至故做镇定，向中共报喜不报忧，以能稳住中共不从“铁三角”中熘走，仍希望实现以他为中心的“西北大联合”。他为这个大联合的“政府首席”，与“军队统帅”。并为达到此目的，不惜“自杀”或“入山为匪”。
张的言论：色厉内荏，以求在心理上压倒对方。但明显的减少前一阶段那些“对内宣布蒋的罪行”。煽动西安地区偏激群众仇视蒋，以达到能交人民公审蒋的言论，及革命的辞汇。
对蒋处置：放弃交人民公审蒋，以蒋头祭他们革命大旗的原意。扣蒋作人质，以换取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即“尽撒入陕之兵，西北交张主持。”[75]其他“一切人事组织，政府主张，抗战筹备均循先生(指蒋公)预定方针前进，御侮大业可速就。”[76]他们早就知蒋公预定的方针，是可使御侮大业“速就”的良策。所争的只是尽撤驻守西北的中央军，即实现他们早一九三六年初，就已商定好“肃清（西北地方）蒋系势力”的计划，让他们据西北称雄。他们关心的唯一事情是夺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