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是蒋公过于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民族至上”的原则，使蒋公不愿将自己民族内的丑恶现象公布于世，以免外邦见轻。以及营造出一个“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的全民团结的气氛，似乎想对恶邻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说，我全中国人民个个都是爱国的，早已同仇敌忾，对付入侵者。不要轻举妄动，以为我们中国人是好欺侮的。为了我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蒋公宁愿自己受委屈，也没有大张旗鼓的澄清根本就没有“不准抵抗令”。“默认”了张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是“爱国抗日”；不揭露中共早就在破坏抗战……
2，其实张发动此变的目的，根本就不是“爱国抗日”
“国难家仇”不能触动张学良任何一个神经细胞，张竟把杀父之深仇，置于脑后，拱手把他的故乡——东北，让给杀死他父亲的仇敌——日本。可张跑到远离日本人的西北后，特别是蒋公正在部署绥远抗战，在绥远前线痛击日寇与中共煽动的蒙奸德王入侵的时候，[123]张忽然劫蒋，说他这样做是为了抗日，简直是把天下人都当作瞎子傻瓜！ [124]
因而从“爱国抗日”的角度，自然无法解释张劫蒋这样的“军事阴谋”。致使西安事变成了迷雾重重的谜。倘若我们不以张学良本人的辩解为依据，而是像胡适先生那样，站在哲学的高度来看此问题，就清淅得多。连“杀父之深仇，夺家之大恨，且负不抵抗之奇耻。”也不能激发张学良“把脑袋拴在裤子上”，而愤起抗日。且当张学良“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125]立即“令他的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126]可见张学良对日寇是如何“儒雅”。张学良对待自己的同胞，对待他自称“情同骨肉”的自己祖国的元首，就远没有像对待杀死他父亲的日寇那样“儒雅”。而是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炮轰蒋的临时窄小的住地，机枪、长、短枪齐发，蒋的卫队及随从，绝大部分被打死。蒋本人生逃，纯属侥幸。究竟什么原因使张学良以比对杀害他父亲的日寇大千倍的仇恨，万倍的勇气而发动如此血腥的西安事变呢？
当人们找到比“杀父之深仇，夺家之大恨，且负不抵抗之奇耻。”更揪动张的心，更能活化张的细胞、振奋张的神经、激荡张的心灵的重大秘密后，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站在理论的高度，根据事物内在的逻辑规律，从事研究工作，可少走许多弯路。如历史上，曾有不少人，花费不少时间与精力，设计各式各样的非常精巧的“永动机”。但是，他们的努力均失败了。这是因为根据能量守恒定律，“永动机”根本就不存在。反之，根据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人们可准确的预知某种性能的元素存在，事半功倍。
事实早已证实，“杀父之深仇，夺家之大恨，且负不抵抗之奇耻。”不能触动张学良，使他愤起保卫他的家园东北。且张不以丢失东北为耻，仍私派密使苗剑秋赴日，不惜出卖祖国主权，换取日本支持他割据华北。[127]进入西北后，张学良仍要以外蒙古为师，“三月间订立的蒙苏条约，就是告诉我们，你们可以如此做，我们可以同你联盟。”[128]将中国的大西北像外蒙古那样，从中国的版图中割裂出去。像外蒙古那样附庸于苏联，以能像外蒙那样在苏联支援下，脱离中国中央政府，而自立。不惜出卖祖国主权，换取个人权位。如此视祖国主权与民族尊严为无物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张学良的灵魂深处，根本就没有爱国的文化因数。因而张绝对不可能因为爱国，而把“把脑袋拴在裤子上”，悍然劫蒋。硬往爱国抗日方向找张劫蒋的原因，甚至煞有介事的探讨，究竟是张影响中共，从“反蒋抗日”转变为“联蒋抗日”呢？还是中共影响张从“拥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呢？到底是谁说服谁“逼蒋抗日”？在“爱国抗日”、“停止内战”、“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等辞汇中，钻牛角尖，把西安事变研究引入迷宫。不仅永远也找不到正确的答案。且往错误的方向钻牛角尖，“距离事情的真相，不是越来越近，倒是越来越远了。”
反之，张学良无意透露：“当年杨宇霆想操纵我 (所以我把他杀了)。后来蒋先生也想操纵我，但我是不受操纵的，要是我甘心受操纵，(安心的在蒋之下做一名部属，不把蒋抓来），我会落到今天这个样子吗？”[129]且张学良劫蒋手段之血腥、卑鄙；与张学良在渖阳用冲锋枪在他的客厅里，把他请来的客人——杨宇霆等打成马蜂窝的手段如出一辙。不难看出，对张学良来说，个人的权位，比国家主权与民族尊重要得多。祖国主权与民族尊严丝毫也引不起张学良的兴趣，甚至不惜出卖祖国主权，换取个人权位。只有权位才能使张学良狂飙。因而，往能使张学良狂飙的权位方面找原因，“事半功倍”。比“杀父之深仇，夺家之大恨，且负不抵抗之奇耻”，更揪动张学良的心，更能活化张的细胞、振奋张的神经、激荡张的心灵的重大秘密显然只能是权位。期望在苏联的大力支持，达到取蒋而代之，“由我（张）来干”的目的。至少也可像外蒙独立，或盛世才割据新疆据那样，在西北建立张氏王国。{也只有此目的，才能使张劫持自己祖国元首这样的“革命义举”，能否真的“释苏前嫌”，成了张“唯一”最先想知道的事情，即“唯一的希望”。张竟堕落到了，以囚禁、耻辱自己祖国的元首，向外国表忠；囚禁、耻辱本民族的领袖，向外族示好的地步。}但苏联严厉的指责，使张的美梦落空，张才不得不负荆请罪，亲自送蒋回京。中国历史上，只有一直都在密谋“另立局面”的军阀张学良，只有正视张仍是一个军阀，用张作霖、张学良这类军阀“人格”，才能合理的解释军阀张学良的行为——他所发动西安事变，从而解开西安事变此一著名的历史之谜。
3，国、共两党在释蒋问题上各自不同的看法
如上一节所说，国民党也“默认”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为了“爱国抗日”。这样以来，国民党与共产党惊人的一致，都认为张学良“爱国抗日”。只是在释蒋问题上，双方针锋相对。国民党认为张释蒋，是因为张学良“读蒋日记后悔悟”，决定释蒋的。
而共产党统治下的大陆，以及受他们影响的海外学者则认为，“读日记悔悟”是蒋在“半月记”中编造出来的谎言，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是蒋答应张学良的全部条件后，张才释蒋的。这两种看法针锋相对，舌剑唇枪，争论不休。甚至连郭增恺也加入，郭增恺何人也！从中共在西安的重要人物刘鼎，给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的密信可见一斑，刘鼎在密信中说：“他（指郭）时常大吹牛，自称当部长、中委，事情弄僵了，他反而说反动的太多了。”[130]郭增恺还谎称《活路》（一本攻击国家的《小册子》）是他写的（其实是高崇民的写），来抬高身价。被抓到南京，查明真相后，软弱的南京国民政府把他放了。（倘若郭增恺在喊错口号，不仅本人被严刑拷打致死，还逼出社会民主党一案，惨杀六千三百五十二名无辜的共产党统治地区。看郭增恺敢谎称他写反当权者的《小册子》吗？）郭增恺被放后，刚好发生西安事变，宋子文要去西安。郭增恺在宋子文面前，吹嘘他熟悉西安方面的情况，愿给宋子文带路，希望宋子文带他坐飞机回西安。其实郭增恺在西安没有地位，连“设计委员会”的成员都不是，大陆所有关于“西安事变”的着作中，除了提到郭增恺谎称写《活路》外，没有人提到郭增恺。这样一个无人提到的小人物，竟自吹他是蒋与张、杨之间“成交”的“见证人”。郭增恺能见到蒋、张吗？他以什么身份“见证”？郭增恺在西安地位远低于高崇民、杜斌丞、申伯纯等“设计委员会”委员，而这些们“设计委员会”委员们“见证”到的是：“设计委员会”正在开会，讨论应该提什么条件才能放蒋走。讨论最热烈的时候，忽然听见天空响起一阵（飞机飞走的）响声，接着接到张副司令公馆来电话，说蒋介石、宋美龄等巳坐飞机走了，张副司令也陪他们一齐去了。[131]（显然，他们正在热烈讨论中的释蒋“条件”，不可能被已飞走的蒋所承诺。）“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好像晴天霹雳，震得大家耳聋目眩；又好像一盆冰水，浇得大家浑身颤抖。会不开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家都说不出话来。好半天，杜斌丞说：‘我们是不是在做梦，天地间竟有这种事’，说完向床上一躺，双手抱头，不言不语。申伯纯含着眼泪激动地说：‘既然已经走了，就算是吧！’”[132]另一些委员们，或“捶胸顿足的流泪”，或“呼天嚎地的痛哭”。[133]原来是张学良“私做主张”，[134]“一人作主”，“无端放走蒋介石”。[135]
而郭增恺在西安的地位，远低于“设计委员”，他既不能参加应该提什么条件才能放蒋走的决策会议；也无资格出席谈判会议。郭只能像他曾吹嘘的《活路》是他写的，以及“当部长、中委”那样；吹嘘他“见证”到蒋与张、杨之间的“成交”。但绝不可能是真的，这是因为：
第一，根据“文献资料”记载，郭增恺没有担任过任何能参与“见证”的职务；以及出席过任何“见证会”的记录。且郭增恺所编造的“见证”“故事”，见于一九五五年香港《热风》杂志。（该杂志这一年刊登了一篇郭增恺的文章《西安事变感言》。活灵活现的“见证”他所见到的“见证”现场。）但是一九五五年后，中国大陆出版了大量有关“西安事变”的书籍，特别是大陆那些真正参与“西安事变”的张、杨亲信们的大量《回忆录》，《亲历记》，没有一本书的作者，相信郭增恺在他的《西安事变感言》所说的是真的，而引用。
第二，郭增恺的所谓“见证”，与张“一人作主”，“无端放走蒋介石”这一释蒋现场不符。
1），谁“编造”出“读日记悔悟”
国、共两党的在释蒋问题上的争论焦点是“读日记悔悟”。不仅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的历史教科书、党史……都说： “读日记悔悟”“是蒋编造出来的”的。[136]或者说：首创于蒋的“训词”。[137]就连海外出版的西安事变与张学良的专着，也这么说。[138]
让我们认真的查阅一下文献资料：《上海申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刊载一条南京专电，“潼关王陆一电京云：‘十九日晨到潼关……张逆……谓从搜获委座之日记，知委座对彼无他，表示感悟……’”[139]即“读日记悔悟说”，早就被“有心人”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前，就已向潼关以东广为传播，致使外地来潼关的人都能获悉。而那时连蒋的遗嘱都被张学良扣留，显然，蒋是没有办法将他“首创”的话，在他被扣押的十二月十九日前传至潼关的。相反，张学良那时曾派出不少人赴潼关以东活动。如早在十三日，张就派高福源等人赴潼关、开封等地，散布诸如“读日记悔悟”之内的话，作为“缓兵之计”。[140]而《训词》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才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以电讯方式发表，次日二十七日在各报刊登的《训词》。[141]（《半月记》经陈布雷花了十几天时候修改出版，面世的时间更晚。）远迟于《上海申报》二十日的专电。这一系列事实，清楚的说明：大陆方面的说法，与他们在中国近、现史上连篇累牍的其它谎言一样，不可信。
2），“读日记悔悟”全新的解释
据高福源透露：他早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就被张学良派赴潼关、开封等地，散布诸如“读日记悔悟”之内的话，作为“缓兵之计”。[142]张学良除将“读日记悔悟”作为“缓兵之计”[143]外，还将“读日记悔悟”“妙用”多处。就以张对蒋公本人所说的为例，让我们认真考察一下张亲口对蒋说他“读日记悔悟”的用意。先考察一下张对蒋公讲此话的背景：蒋公被劫后住新城大楼。在新城大楼坐镇的十七路军参谋长李兴中，当天就收到匿名信。（显然，该匿名信不是通过邮局传递的，那样对写信来说太慢，而是写此信的人乘李兴中离开办公室时，直接放在李办公台桌上，因而李当天就收到了。尽管这样做非常危险，但写信人似乎决定为了国家前途冒此风险。因而张、杨立即就猜想出，是在新城大楼里面工作的一些青年军官写的。）这些写信的青年军官们也与闻一多教教授一样，认为“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假使首领有个好歹，那么中国就不必再想复兴了！”希望李兴中能够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救出蒋委员长以建立千载不朽的奇功。[144]李兴中是杨虎城的亲信，他立即将此信交给了杨虎城。这一情况使张、杨认为，蒋公住的新城大楼“很不安全”，应尽快将蒋公移至“安全”的地区。{张、杨本来就知道蒋公安全的的重要性，再加上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电张学良，提醒张必须绝对保证“监视蒋介石等之人员‘务必忠心可靠’”，“监视蒋地点”‘必须安全’，否则无穷之祸”。[145]可现在，监视蒋之人员非常不可靠，监视蒋的地点也非常不安全，这怎么不使张紧张万分呢？）张、杨连夜商讨好应变办法后，张即于十三日晨，委托邵力子来动员蒋公迁居。《西安半月记》十二月十三日是这么记载的：“邵言：‘张顷来访，力言委员长在绥署起居太不便，今特预备高培五师长宅，供委员长移居彼处，前有草地，房舍亦清净，且有御寒设备，于身体较宜。移居后，张亦得朝夕趋竭。以委员长盛怒未已，不敢进言，故不敢进言，故嘱余转劝。’”“余告以：决不能迁住何处。此为西安绥靖公署，亦即为行政院在陕之机关。余为行政院长，唯居此乃为无亏于职守。汉卿如不能送余回洛，余即死于此，可以此言告之也。”“是夜十二时半，宋文梅入言：‘孙铭九来见。’余告以已睡，宋又言：‘孙必欲入见，乃来请委员长移居者。’孙即入内，携手枪见余，频言：‘今晚必请委员长立刻移居。’余曰：此处即我死处，余誓死决不移出此室。尔等二人俟我死后，可传命即以此室外大厅为余营墓可也。尔持武器入室，形同胁迫；余此时虽无武器，须知余有正气，欲杀则杀我可耳，但决不移居。孙词色稍和缓，频频请移居，至二时尚不去。余大怒曰：黑夜持武器缠扰不已，是何理由？余为尔之上师，命尔立即出去，即应遵命立即出去。孙乃退。[146]十二月十四日“正午，张又来，仍申前意，坚请移居，谓：‘此间警卫均非我所能指挥，进见时说话甚不便，对委员长之起居与安全亦不能完全负责调护，心甚不安，无论如何，请迁住高宅。’余答称决不移居。张乃言：‘委员长之日记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阅读。今日始知委员长人格如此伟大。委员长对革命之忠诚与负责救国之苦心，实有非吾人想像所能及者。委员长不是在日记中骂我无人格乎？余今日自思实觉无人格。然委员长以前对部下亦太简默，如余以前获知日记中所言十分之一二，则此次决不有如此轻率卤莽之行动。现在深觉自己观察错误，既认识领袖人格之伟大，即觉非全力调护委员长，无以对国家。无论如何，居此间决非办法。委员长虽坚不允移居但余必以全力请迁出此室；委员长不肯自行，我亦将背负委员长以出。’余曰：余仍力拒其请，并明告曰：‘除非送余回京，否则余决不离此。’张曰：‘我欲委员长移居者，乃欲设法秘密送委员长回京而不使人知也。’余曰：‘余如离开西安，必须正大光明堂堂皇皇的出去，决不能鬼鬼祟祟随尔潜行。人格重于生命，已一再为汝言之矣’。言至此，张突拿出端纳之电示余，谓端纳即将来此。端纳者，外间常误以为政府所聘之顾问，实则彼始终以私人朋友资格常在余处，其地位在宾友之间，而坚不欲居客卿或顾问之名义。此次乃受余妻之嘱，来陕探视余之生死者也。余告张以端纳到时，可嘱来见。张仍力请余允其移居。余不欲与之多言，仅谓迁居事，待见端纳后再说。”“下午五时，端纳来见。端纳谓：‘此间起居，实太不便，务请珍重身体，另迁一处。’其时张亦在侧，力曰悔悟，意似颇诚，谓：‘只要委员长俯允移居与端纳同住，则此后一切事，大家均可听命办理， 并早日送委员长回京。’端纳亦坚请。余不忍拂之，遂以下午移居于高宅。”[147]谈话内容全都围绕着“移居”。整个谈话过程，根本就不是坦诚的倾谈，“读日记悔悟”，也不是在坦诚倾谈中所透露的心声。只是张学良感到蒋公所居的地区极不安全，有必要即刻“移居”。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张在用尽所有的方法，从“文的方法”，委托邵力子劝说蒋公同意迁居。到“武的方法”，指示孙铭九带武器威逼蒋公移居都失败后，张学良琢磨出的方法。张想用温情的方法，用“读日记悔悟”，来“感动”蒋公同意“移居”而已。蒋公（原始)日记中，称张学良此类言论“诈也”。张学良妙用“读日记悔悟”等“诈”术，既隐蔽他发动西安事变的真正意图，（把他们以外蒙为师，步盛世才的后尘的叛乱，包装成“爱国抗日”。）又作为“缓兵之计”与“迁居之计”；还附带表白他心地善良，（好心）用“读日记悔悟”，给蒋“作一个下台阶”。[1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