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即使后来连看蒋公日记都否定的张学良，也未否定《训词》。杨虎城也只说过类似“我没有听他的说教，所以他讲的话，我一句也没有记住”之类的话。
第三，《对张、杨训词》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以电讯方式发表，次日又在各报刊登。[163]怎么可能经过陈布雷半个月精心编造呢？别忘了半个月后，已是一九三七年一月十日了，怎么会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以电讯方式发表，以及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刊登于各报呢？
笔者用比较多的篇幅，考证《训词》的存在，并不是“神化”《训词》，甚至没有“赞”《训词》的意思。恰恰相反，笔者只不过是想说明，政治讲谋略，要对付像张学良这类根本就不讲诚信（因而他可以伪造“不准抵抗令”）的心怀“鸿鹄之志”的豪杰，特别是要对付像毛泽东那样权谋、权术高手，幻想用像《训词》，以及“吾当一本以正制邪，以拙制巧之道以应之。”根本就不能应之。蒋公试图用诚信治国的努力失败了，是蒋公痛失大陆的重要原因。对《训词》所起的作用，大唱反调，以此澄清中国现代历史一系列重大问题，并解答一系列无法解答的问题，以复原历史原貌，为研究国民党何以痛失大陆提供新思路。
对蒋公影响较大，主张用诚信治国的主要策臣谋士陈布雷、戴季陶，均深为他们主张诚信，严格遵守游戏规则，在与像张学良这类根本就不讲诚信的军阀较量中，浪费了宝贵的时间。特别是与毛泽东这样的权谋、权术高手并毫不遵守游戏规则的枭雄较量中，败北而悔恨，并以自杀来负责。（戴季陶获悉陈布雷自杀后，即表示将随陈而去。）陈布雷在自杀前曾对人说过：“我接近委座，愧无积极贡献，仅在消极方面……。”[164]细心的研究者可从这一系列事实中，找到国民党痛失大陆真正原因。(大陆有见地的人士，在笔者《西安事变的起因是抗日吗？》一文后评论道：“也许这是毛泽东成功的原因”，即蒋痛失大陆的原因。)
五，南京中央政府真的认为张“爱国抗日”吗？
尽管蒋公“民族至上”的原则，面对强敌日本，为了维护中国表面统一与民族尊严，掩饰一切内部矛盾，制造一个“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的全民御外气氛。同时，也不愿得理不饶人，以让各方均能体面下台。当时的南京中央政府对外宣传，认同了张学良爱国抗日的说法。其实，当时中央军的主要领导，知道张学良并不是为了抗日。因而，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陈布雷关于蒋委员长授意发动文教界声讨张学良罪状致叶楚怆电》，一针见血的指出张学良谋反由来已久：
“……。
(七)，近年坐拥军队，剿匪不力，又大扣军饷，私自移用于东北大学等。召收不良份子，制造反中央力量，坐使官兵给养缺乏；更以待遇不公诬中央，欺煽部下。
……。”[165]
此电清楚的表明，当时的南京中央政府早知：张学良“近年”种种“反中央”的不轨行径，根本就不相信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为了抗日。也只是出于外交需要，而采纳了张学良本人的“读了蒋公的日记和重要文件，发现蒋公准备抗日而悔悟”的说法。蒋公本人一开始就认为应“戎止”叛乱，且《蒋中正先生西安事变日记》中，多次提到盼望南京派军队围攻西安。”[166]蒋公在日记中对张学良的评语是：“此人怕死胆小，狡狯糊涂，不可用道理谕也。”[167]不难看出：蒋公已认定张学良只可力取，不能德服。这是因为蒋公在张学良身上下的“德化”功夫太多了，蒋公巳不再相信能德化张了。当然不会相信张学良仅仅读了读了蒋的日记就能悔悟的。
还可从如下谈话中，明显的看出，中央军主要负责人，都不认为张发动西安事变是为了抗日。齐世英曾对田雨时说：
“当张汉卿陪同蒋委员长安返南京之后，我为事变既已告一段落，‘东北协会’派赴潼关从事营救与策反人员，自当撤回。特赴那时京中主持全局的军政部长何敬之（应钦）公馆，商请应行结束事项。等候很久，敬公方归，见我第一句话就大叫：‘你要负起造成西安事变的责任！’初愕然，继而指责未能做好汉卿和中央的关系，必是敬公从飞机场随委员长到官邸听到些什么了。”[168]
直到几十年后，齐世英晚年回忆道：“没几年以前，蒋先生还提到这件事，说我把张汉卿逼反了。蒋先生居然没有追究我，很是宽大。”蒋公与何应钦都知道，就在张学良不抵抗失东北时，齐世英发动在东北的国民党各省党部和地方党部，秘密组织抗日义勇军，是著名的抗日派。坚定的抗日派齐世英，与“逃跑将军”张学良的矛盾。绝对不可能是因为坚定的抗日派齐世英，不准“逃跑将军”张学良抗日，使“逃跑将军”张学良怒不可遏而起事。
齐世英“逼反”张学良，只能是齐希望东北军早日国家化，这使视东北军为个人私产的张学良惊恐万分而起事。可能蒋公与何应钦认为：齐世英在推动东北军国家化过程中，某些做法欠妥或偏急，逼反张。但绝对不可能是因为“逃跑将军”张学良要抗日，而坚定的抗日派齐世英不准张抗日所致。还可从齐世英对张学良以下一段说话，来分析齐究竟是如何“逼反”张的。
“你(指张学良)到南方来，最重要的是要对主义（指三民主义）有认识，将来东北的事，你还是有力量的人，如果你能了解国民党，照主义来实行的话，将来你对东北的事情还需负很多责任，党不像军队，不讲枪、不讲兵，而是讲道义。也因此，讲谁对党忠实，谁对党不忠实，还盼你努力。”[169]
之后，张学良在与别人谈到齐的这一段话时说：“被齐某人教训了一顿”。清楚的表明，齐与张之争，是统独之争。而不是齐不准张抗日，张要抗日。可见，中央军的第一把手蒋公，中央军的第二把手何应钦，都不认为张发动西安事变是为了抗日。中央军的第三把手陈诚，更早在西安事变前，就
“接得确报，张学良假借抗日名义，将有异动，当卽详细转报委座，并附以个人意见，略谓‘汉卿异动，名为抗日，实卽脱离中央，走入联共投俄之途径，较之两广问题，更为严重。钧座如认为抗日时机已至，则应明白领导之；如认为尚非其时，则须极力防阻之； 决不可稍有大意，致陷被动，而使整个国家至于万劫不复也。’”[170]
即当时的南京中央政府主要领导人心底里，都不认为张发动的西安事变的目的是为了抗日。此外，情报系统给南京中央政府的报告也证明此。如一九三六年九月，贺衷寒给中央的报告：
“最近盛传张氏渐有希图以旧东北军势力为中心，后方与新疆省联络，单独在西北方面树立亲俄政权之意。”[171]
据大溪档案所存当年戴笠上报蒋公的一份报告记载，还在一九三六年三月五日，张学良与李克农再度秘密会谈的当天，驻洛川的六十七军副官处副官刘宗汉，就将李克农来洛情况，及达成的协议内容密报了戴笠。报告除对张学良两次见李的情况似不大了解之外，其他内容十分详尽，对照相关的中共档案，可知所说十分准确。内称：
“现在陕北之匪已大部窜山西中阳、石楼、湿（县）等县，张学良氏有与匪合作消息。
1，六十七军前三日曾接匪电令购大批书报；
2，匪中央曾派来伪外交部部长李克农来洛川与王军长协立多项口头协定，宗汉窃视伪李部长发与匪中央之电，内云‘略有协定，彼此不相攻打，采买给养可随意，但我军（匪自称）可着便服，以掩外人耳目。大体须俟张来后，始决定’等语；
3，该伪部长李克农于本（五）日回伪中央部，携去大批文电与地图；
4，此次匪与张部之接近谈判，系壹零柒师陆壹玖团被俘团长高福源所为；
5，李匪皖人，目力不佳，谈锋极健，对外界活动力颇强，常有函致沪平两地学校，其来洛川已三次矣；
6，现六十七军一般人对剿匪颇黯淡，处处表示一种反领袖与中央之意态。”[172]
一系列资料显示，当时的中央政府，掌握充分的证据，知道张学良所做的一切，不是他们口上所说的抗日。王克文在《西安事变的神话与历史》一文中，认为蒋介石日记为“神话”。[173]不期然这“神话”的发展，使蒋介石成为“是早想抗日而忍辱负重”，张学良成为“是急欲抗日而不顾一切”。两人都是抗日的“先知先觉”，而西安事变也变成了纯为抗日而发的爱国行动。诚如王氏所说，的的确确是在编造“神话”，但当时的南京政府编造此“神话”的苦衷，却很少人认真探究。
人类历史上，很少有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南京国民政府那样艰难的政府。当时南京中央政府政令不出五省。其他省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军阀控制的独立王国。但他们却将他们防区的一切问题悉推中央。历史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把蒋公放在一个非常可悲的地位。一方面他是名义上的国家最高领袖，必须为中国的一切灾难特别是外患负责；另一方面“一个领袖刚刚表现出领导力量，便有人妒忌，来拆台，阻人成功，逐演成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加上原来的割据者，使蒋公不能利用全国资源，“克服复兴途上的障碍，发展效能。”履行国家最高领袖的职责。如张学良控制东北四省，以及华北四省、市。所有这八者市的财政收入，被张“悉数截留，不以一文解诸国库。”[174]更不准中央军进入东北。张学良平时“挥金如土，生活糜烂，吃唱嫖赌，无一不来，享尽人间荣华富贵。”却从末想到他挥霍民脂民膏后，所应承担的社会义务。竟在东北有事时，日军枪声未响，就已吓得称病躲进后方医院。[175]上行下效，致使东北军王以哲旅八千人，竟被一个连日军，即日本铁道守备队川岛中队，一百零五名日军，赶出自己的营房；后来张学良指挥十几万东北大军，又被一百二十八名日军赶出承德。如此重大罪行，张学良只需伪造所谓不准抵抗密电，就能推给从未在东北得到财政收入的南京中央政府。当时的南京中央政府，仅仅以五省的财力，和为数不多的中央军，既要对付军阀余孽与以胡汉民为代表的反中央势力。又要对付“打倒中国，保卫苏联”的外国代理人。已在左右开弓，穷于应付。连军队最高统帅蒋公本人，也要亲自出马，奔赴平息外国代理人在南京中央政府心脏地区江西，策动的大规模叛乱前线。可见中央军已“倾巢出动”，为统一中国而苦战。中央军的将士们也是人，并没有三头六臂。他们不可能从江西平乱前线，分身飞至上海向日军挑战，把日军从东北引至上海等中国心脏地区，让张学良能高枕无忧，代替多年无战斗任务，养精蓄锐的几十万边防大军，抗击日寇。但当时的南京中央政府与蒋公，竟没有大张旗鼓的澄清张学良伪造不准抵抗密电。可见蒋公，宁愿自己忍辱负重，也不大张旗鼓的揭露自己民族内的丑恶现象，不让外邦见轻。以及营造出一个“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的全民团结的气氛，对付恶邻——日本。内忧外患中的南京中央政府与蒋公的处境，非当事人，很难了解。如当时的四川军阀刘湘，就暗地里，派人摄下国民党人策动成都（反对日本在成都建立领事馆的）反日群众运动的证据，以推卸使当时中央政府陷于外交困境的责任。说明当时的南京中央政府与蒋公，面对恶邻，既暗地里发动群众反日运动，又受失控的街头运动困扰的困境。既要让恶邻知道“中华民国的国民诚不可欺”。又要“向外界表明，他的政府欲‘不抵抗’。”尽量麻痹日寇，消除日本对中国戒心，而放心北进，以能把日本这股战争祸水引走。使中国避免战祸，让已痛苦不堪的善良同胞，不再进一步受战火煎熬。如此含垢忍辱，所承受的压力与忍受的耻辱，比公孙杵臼、程婴以及越王勾践有过之。了解内情的陈布雷，在他的《日记》中，感慨万分的写道：“蒋如此精诚，真堪泣鬼神而动天地者。”
对于借抗日之名，行破坏国家统一之实的军阀，当时的南京中央政府和蒋公，也宁愿不摘去军阀们的抗日的假面具。就以西安事变为例，从蒋公日记：“此事症结（在于共产党）”，“余始则骇然，继乃知彼等对第三国际请示之结果，不愿提此四条，以避去共党参加此事之嫌疑也。因此余乃更知苏俄之反对叛逆。彼等荒谬如此，无能为之助也。”以及“余乃始安心墨三之不来矣。如墨三再来西安，则张对中央将领一网打尽之计更售矣。”清楚的表明，蒋公知道：此次事变是“症结在于共产党”，且期待国外势力支持，并企图将“中央将领一网打尽”，连苏联都认为是荒谬的严重叛叛乱。但为了不让友邦见轻，以及助长敌国亡我之气焰。家丑不外扬，仍不戳穿张学良叛乱的事实，对外宣战宣传时，认同张学良的“爱国抗日”的说法。以致甚么叛乱都是为了抗日，人民也信以真。今天我们历史工作者，不认真的考察当时的南京中央政府的处境，以及不得不编造出连张学良这样的逃跑将也抗日的苦衷。不很好的理解蒋公日记内涵，而在《西安半月记》表面文字上打转，使西安事变史，仍停留在编造“神话”阶段，实不可取。更何况那些在《西安半月记》表面文字上打转的人，不明白《西安半月记》，是蒋公日记中的特例。与那些指定一定要在蒋公过世后，才能公开的完全相反。是在西安事变后，立即指定负责起草南京中央政府重要文件，且非常繁忙的陈布雷，停下手头的所有工作，整理《西安半月记》，以能尽快发表。此一出炉出程，清楚的表明，与其说《西安半月记》是“日记”，不如说更像政治文件，希望藉此来稳定政局。与那些蒋公指定要在多少年后，才能发表的日记，不须考虑对当时政局以及对周围的人与事的影响，而纯粹记述真相，或发述内心真情之作完全相反。即时发表的《西安半月记》，必定会考虑对当时政局影响，也必定会“隐去”影响当时政局的“忌讳”。既然《西安半月记》不是蒋公对西安事变的超然回忆，与在国民党与中央政府内部，对西安事变的坦率剖析，而仅仅只是对外宣传，显然其中参杂了不少政治艺术。因而，仅仅根据如此情况下发表的《西安半月记》的表面文字，来作为研究西安事变的唯一依据，只能是政府发言人，为了息事宁人，以能维持社会安定，和政府的正常运作的解释。绝对不是学术研究，更不是西安事变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