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张学良编造“读日记悔悟”这个故事的用意，并不是国民党理解的那种意思。因而张学良对国民党理解的那种说法，内心又好气，又好笑。好笑的是：我张学良略施小计，编了个“读日记悔悟”的小故事，作为“缓兵之计”与“移居之计”，来骗骗你们那些“笨伯”。[149]果然骗到了。好气的是：我张学良这个“鸿鹄”。[150]壮志凌云，你蒋的那点日记，能感动我张学良！因而张学良一直对那些误以为他真的“读日记悔悟”的说法，耿耿于怀。一有机会就想表白。但表白后，又感到不妥。又改过来，反反复复。如张说：“罗副官(罗启，原为蒋经国副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调派给张学良作副官，与张熟。)我其实没有看蒋的日记”。暴露出张学良对那些真的以为他张学良仅仅读了蒋的那点日记，就悔悟的说法不服气。说出口后，又感到不妥。进一步说明：“我是看了，但是内容使我更生气，唉！里面不谈了”。[151]张学良这两段话前后矛盾，既然“我其实没有看蒋的日记”，何来的来的“内容使我更生气”呢？这两段话的总体“信息”应是：我张学良的确看来“蒋的日记”，只不过“内容使我更生气”而已！并不是你们“国民党所理解的那样，以为我张学良为蒋的日记所折服而悔悟。”
蒋的日记内容是如何使张学良更生气呢？笔者将在下一节认真探讨。这里先探讨一下张学良所说的，他“好心”编造出“读日记悔悟”这一故事，给蒋做下台阶的说法可信吗？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张学良“给蒋做下台阶”的说法。既掩饰张用“读日记悔悟”作为“迁居”与“缓兵”计；又把自己打扮成善良君子。蒋公已被囚于阶下，存在的倒是请上厅堂的问题，根本就不需要“下台阶”。倒是张学良自己“擒虎容易，放虎难”。需要从“(下)台阶”走下，为被他囚于阶下的蒋公松缚，再请上厅堂。当时究竟谁需要“下台阶”呢？还可在杨虎城身上得到证明，杨虽然只囚禁“鸡毛蒜皮”的人物，(张学良送蒋公回南京后，曾致电杨，要杨放四人。[152]杨说：“这些‘鸡毛蒜皮’的人物，仍扣押在这里有甚么意思，全放了。)但是杨放这批“鸡毛蒜皮”的人物，也不轻松。不仅要设宴赔礼，还要自掴脸赔罪。但这群“鸡毛蒜皮”人物仍不领情，连其中最忠厚的老者，一位已闲赋的军界老前辈，也没有原谅张、杨这类晚辈，仍颂打油诗：“昨日阶下囚， 今日坐上客……”[153]使杨虎城狠狈不堪。可见当时需要“下台阶”的并不是被张、杨所囚禁的人，反倒是张、杨自己。
张学良不仅劫蒋，还要“委员长退休，由我张学良来干。”并准备“交人民公审”蒋。[154]要改口成：“准备避开杨虎城，秘密送蒋回京”，总要有个藉口。张学良又不能说出，他从“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转变为“避开杨，秘密送蒋回京”的真正原因，是苏联不支持他。看蒋公日记，倒是张学良最好的转弯语。张学良巧舌如簧，在蒋公面前编造了他看了蒋公日记“悔悟”，来作为他刚说过的“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改口成“避开杨，秘密送蒋回京”这一改口过程中的转弯语。张学良编造出此故事给他自己做下台阶。且巧妙的掩饰他发动西安事变，劫蒋献蒋，向苏联遨功，“释苏前嫌，遂多年联苏愿望”的原意。
3），蒋的日记使张学良更生气
笔者认为：张学良所说的“（日记）内容我使他更生气”，才是张学良的真心话。这不是因为张后来“反口了”。（说实话，笔者对张所说的，实在不感兴趣，并在第十六章《历史研究，不能以谎言为依据》中，详细论证张学良的口述不可信。）而是根据逻辑规律，像张学良那样不以丢失东北为耻，仍“私派亲信苗剑秋，秘密访日，不惜出卖祖国主权，以换取日本支持他割据华北。”[155]张进入西北后，又要以外蒙古为师，“与苏蒙订立同盟”，把中国的大西北，像外蒙一样，从中国的版图中割裂出去，附庸于苏联。对待祖国领土与主权抱如此态度的人，绝对不可能爱国。因而，张根本就不可能读了抗日爱国的文章而感动的。不管是蒋公的日记，还是其它慷慨激昂的爱国抗日的文章，都不能感动张。铁的事实早已证明此一点。“九一八”、“一二八”、热河抗战等全民救亡运动中，全国报纸多少慷慨激昂的爱国抗日文章，以及蒋公、国民党的对日作战计划，都不能感动他。如蒋公的“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156]蒋还要求张学良派兵“占据热河，与东三省义勇军打成一片”，“威胁山海关，令倭寇使之不敢窥窃平津”。[157]国民党驻沪中委办事处电促张学良收复东北失地：“敌军侵沪，迭遭挫败，正在增兵长江，不能专力东北，机不可失，幸勿坐误。”[158]督促张学良率领几十万东北大军，挺进东北，收复失地。还可牵制日军，“使其不能有在上海扩大侵略之余裕。”[159]蒋认为：“救国御日之道，莫此为要”，曾在日记中表示：“致函汉卿，督促其实行之。”等抗日计划与决心，以及国民党号召全国军队，也像上海的军队一样坚决抵抗日记军，“日军暴力安能得逞？” 但是，这一切在张学良身上起不到任何作用，张几十万边防大军，又被一百二十八名日骑兵兵不血刃就攻占热河省会承德。事实早已清楚的证实：不管是蒋公的抗日的计划，还是其他慷慨激昂的爱国抗日的文章，都不能感动张。这是因为张身上，根本就没有爱国抗日的文化因素。因而“读日记悔悟”说，绝对不能成立。
治与乱，国家统一与军阀割据，水火不容，不能同时存在于同一个国家内。蒋公在谋求国家统一，军队国家化，现代化过程中。每一项措施，被张等割据势力视为削夺他们的权力之举，而恨之入骨。即使南京中央政府为了未来的抗日需要，提高军队战斗力，加速军队现代化，整编军队。在张学良、杨虎城这类割据们看来，也是别有用心。他们担心东北军、十七路军经过整编后，成了一支维护国家民族整体利益的国家军队了，他们再也不能指挥这支军队反中央了。因而张学良、杨虎城惊恐万分的感到：他们的军队经过整编南京中央政府整编后，“很快就会被肢解消灭”。[160]又如南京中央调训干部，张学良私下透露，他最怕蒋公的学生，唯恐东北军、十七路军年轻军官，在中央军校这一熔炉中，陶冶成东北军、十七路军中军队国家化的带头羊。前面所说的李兴中收到匿名信，张、杨立即断定，该匿名信是他们部队中，赴中央军校受训者所为。可见张、杨是多么害怕调训干部。总之，以祖国统一强大为己任的蒋公，在他的日记中，所记载的一定是使中国尽早统一强大的种种策略。但对张学良这类顽固坚持军阀割据者们看来，是使他不能再搞军阀割据的措施。即张学良所说的“恶布置”、“恶缘”，张怎能不使张更生气呢？又怎能感动张呢？
四，爱国解释不了张在西安事变期间的思想变化
笔者严格的根据事实，既否定了张学良与中共方面的“六项承诺”的说法；又否定南京中央政府方面的“读蒋日记后悔悟”的说法。笔者认为致力于祖国尽快统一强大的蒋公日记中，所描绘的是尽快祖国强大的蓝图，在军阀们看来是使他们“发展空间”越来越小的计谋。自然不能使想往像外蒙那样完全独立的张学良“悔悟”，只能使张学良更生气。
谋求祖国尽快统一强大的南京中央政府的种种措施，必然会严重的限制割据者的特权。反之，割据者顽固的维护他们割据地位的措施，也必然会严重的阻挠祖国统一强大的历史的进程。二者之间的矛盾无去调和，民国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就是此矛盾的产物。尽管面对外敌，当时的南京中央政府有意掩饰此，但今天的历史工作者不正视此，就无法解释民国史中一系问题。
应理解当年南京中央政府，为了对付外敌，营造出一个“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的全国一致对外的气氛，而极力遮掩此矛盾。当然，人们也不可能从当年南京中央政府为了掩饰此矛盾而遮遮掩掩的解释中，找到西安事变的真相。
有学者敏锐的观察到，张学良在十四日到十八日间，心理微妙变化。但他们认为“张学良在十四日到十八日之间“心理惶惑”，犹豫动摇，而因十七日周恩来来西安后，态度又突趋强硬。”[161]显然，这未能揭示张的内心世界。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初期，对西安事变抱有过高的期望。他们甚至准备十七日“交人民公审”蒋。以便取蒋而代之，达到“由我张学良来干”的目的。但要能达到此目的，必须得到苏联大力支持。张心急如焚的盼望苏联支持他们的喜讯，真是望眼欲穿。直到十四日仍未能盼到莫斯利的嘉奖电，这不能不使张开始担忧。正如俗话所说“希望愈大，失望也愈大。”可以想像，张盼不到俄援时的失望心情。在这样的情况下，张能不“惶惑”吗？能不“犹豫”吗？
张努力控制自己，苦苦思索退路。不得不将他发动的西安事变从原来定位为“伟大的中国十月革命”，调整至“西北大联合”。张将目标调低至他自认为有把握的程度后，反倒踏实些。似乎给人的印象“又突趋强硬”。又因张知道苏联大概不会支援他了，总会援助中共吧！因而紧紧拉住中共，甚至故作镇定，给中共报喜不报忧。以能稳住中共留在三位一体中，更给人“又突趋强硬”的印象。
笔者并不主张神化蒋公的日记。但是，公正的历史学家，细读蒋公的日记后，会由衷的感到蒋公的日记，是严谨可信的珍贵文献。这是因为若将蒋公的日记，随机抽出一百则来检验的话，很难找到几则是人为编造的。大量事实证明，凡人们认为蒋公日记内容不能完满的解释他们所了解的当时情况的时候，往往不是蒋公的日记的真实性出了问题，而是人们并没有真正掌握当时的真实情况。就以不少人对蒋公的《对张、杨训词》提出的种种疑问为例。如有人说：根据宋美龄的《回忆录》，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许，杨虎城出现，使宋美龄感到场面极度紧张，并据此认为，根本就不可能有训词。还引经据典得出，《对张、杨训词》是陈布雷事后花了半个月时间，精心编造的结论。
但是，稍加推敲，就会发现此结论并不合理，且解答不了接踵而来的其他问题。
首先，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的感受，往往是不同的。身经百战的老兵，与从未上过战场的人，对于枪声的感觉，不可能相同。正如第一次进手术室的实习医生，见到病人的伤口、鲜血而感到紧张，并在日记中，记下她的感受。倘若人们仅仅凭此，就得出该手术过程中的主刀，一位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也同样因见到病者的伤口、鲜血，而感到紧张。并据此得出，该手术是在慌张的情况进行的结论，不符合实际情况。同理，仅仅根据宋美龄看到杨虎城感到场面极度紧张，就得出蒋公本人也因见到杨虎城同样感到场面极度紧张，而慌忙出逃的结论，并不符合事实。况且，众所周知，蒋公拒绝了张学良“潜行”的建议，并慎重的表示：宁愿仍被囚于阶下，也要光明正大的走，决不偷偷摸摸的走。正如裴多菲诗曰：“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可见，即使是普通老百姓，也都认为自由非常可贵。更不要说平时前呼后拥，发号施令的人。阶下囚对此类人来说，肯定会比一般人更难受。而蒋公为了光明正大的走，宁愿仍囚于阶下。如此把光明正大的走，看得高于自由的人。要“固执”的履行他那训词之类的仪式，是情理中的事。(这是因为在蒋公看来，若无训词，就不是光明正大的走。)如此信仰的人，怎么会见到他的一个小小部下杨虎城，而感到场面极度紧张呢？蒋公本人还在西安事变最血腥；（枪杀蒋孝先、宪兵团长等。）最恐怖（蒋公遍体鳞伤，在寒冬早晨，仅穿单薄睡衣，五十余岁的长者，已冻得连素不相识张的卫士也难过得赶快“进衣”。可自称“情同骨肉”的张学良见到此景，不但无半点怜悯之心，反而“心花怒放，虽一夜未眠，但比任行何时候都要精神焕发。”并派人摄下此一蒋公蒙难的耻辱性镜头。欲置蒋于死地之心，昭然若揭）的西安事变初期，还特地召见杨虎城，以试探杨是否参于西安事变。[162]这说明蒋公本人，并不会因见到杨而感到场面极度紧张。（更何况西安事变后期，气氛已完全不同，已没有初期那种血腥、恐怖味，蒋公在血腥的恐怖气氛中，尚能充容的招见杨，怎么会在无血腥味，气氛已大为缓和的时候，反倒见到杨，感到场面极度紧张呢？怎么能将她人的感受，强加在蒋公身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