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两千多年来的旧史观
晶报：《大秦帝国》出版后，最让人震撼的部分就是它颠覆了人们一直以来对秦的认知。那么作为作者，您会不会觉得此前我们是被司马迁“洗脑”了？
孙皓晖：我觉得我是在直接挑战两千多年来的旧史观，我曾经说我们在历史观上必须超越司马迁，结果被人简化为“要超越司马迁”，有些误会。司马迁写史值得敬佩，但是他的历史观确实要纠正，不能把他的著述都当成客观史料对待。相对两千多年来的历史观而言，这是最大的挑战。司马迁给我们留下的负面影响，主要不是他所记载的事实，而是他的历史观。因为司马迁写《史记》有一个鲜明的原则，就是春秋笔法，他是把孔子写《春秋》当成他的榜样了。儒家写历史就是这样，王道礼制，为王道标准立原则，写完以后还有个人的评判和议论，这些都是他的历史观的表现，长期以来造成的负面影响太大。这种旧的历史观的积累，锈蚀了我们。
晶报：那您有没有想过，可能在若干年以后，后人也会觉得您的历史观有错误？
孙皓晖：那当然也有可能。不过我认为除非人类的国家大体都消亡了，人类有了更新的文明了，可能我们的观点会改变。我认为“错误”永远谈不上。可能是说某个时代的历史观有缺陷，当时不可避免的缺陷。历史上的所谓“错误”分两种，一种是放在任何时代都是偏狭的、站不住脚的；一种是当前这个时代的人不可避免的历史性缺陷。比如让古代文明的人有现代文明的时尚和自由理念，那肯定是不具备的，这是那个时代不可避免的历史性缺陷。我认为从历史观方面来说，至少应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要考虑的是旧的时代残余、腐朽的历史观能不能最后全部退出历史舞台。《大秦帝国》所带来的文明史观只不过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酝酿出来的我们民族新思维的一个表征而已，因为现在还远远没有形成社会主流，成为一个代表性的标志，所以说现在还谈不上落后。对于未来，一代人至少要完成一代人的任务。如果《大秦帝国》在一百年、两百年、一千年以后被人当作是一个有历史缺陷的作品，那还是起到了它的作用。
后世对秦的看法有误区
晶报：秦的统治思想还是法家为主，您能不能简略说一下秦的统治和法家思想的相互促进、相互影响。
孙皓晖：简单地说，秦的治国理念是法家主导。我们后世认为秦完全就是在思想上集权，这是一个误会。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秦尽管在治国理念上选择了法家，但是文化上完全没有取缔百家，而且对百家都很尊重。秦修建博士宫，就像现在的高级研究院一样，里面有70多个博士，各个流派都有啊，而且把孔子的第七代孙孔鲋封为文通君，与侯爵相同，让他掌教育和教化。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治国理念只能选择一种，但是不能说他排斥一切文化。孔鲋是自己在复辟暗潮中逃跑了，最后在与秦将章邯的战斗中战死。儒家后来压根就不提这一点，司马迁的《史记》也不写这一点，这是在山东地方志里记载的资料。秦是非常重视文治的，博士宫的70多个博士的名字，我都是从西汉史料里面，从历史碎片里面一个一个整理出来的。如果说秦焚书坑儒的话，那么这70多个博士里面，至少20多个是儒家，为什么不坑杀这些博士呢。所以史料只要你分析、对比，就不难看出里面很多攻击之词。
晶报：您的著作其实是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窗户。那么我想问读者应该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来审视历史呢？
孙皓晖：我觉得审视可以用两种角度去说，一种是我们对史书的立场。美国有个写中世纪历史的作家，他认为评论基督教历史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地采用基督教历史学家写的那些史料，因为他们都是教士，拿教会的钱，所以他们所写的中世纪教会是不客观的，我们要慎重对待他们所写的史书。放到中国就是要慎重对待儒家学派所写的史书。我们审视中国的“二十四史”，从司马迁开始，首先要知道史书的作者群体，即儒家，他们的缺陷是什么？那就是保守主义理念，评价史观是以春秋为原则来评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