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皓晖的《大秦帝国》自出版后，由于其所持观点和人们一贯的认知有所区别，故受到的抨击甚多，赞扬也不少。今年上半年，世纪文景推出了《大秦帝国》的精装毛边典藏本，向来低调的孙皓晖又难得地出现在公众面前。晶报记者在专访中得知，孙皓晖的新作《国家时代》（暂定名）将于今年年底出版，此书亦将延续孙皓晖的“精神本位”的历史观，探讨中国最深刻的根基。
新发现和新理念是写史的支撑点
晶报：先秦时代的史料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您是怎样收集资料的呢？
孙皓晖：先秦史料确实比较少，越往前史料越少、越单一，但是一些旁的、杂的史料隐藏在后世的很多史书和典籍里，就看能不能全面收集。所以，在基础资料方面我下了很大的功夫。更主要的是资料的运用，从资料中找到基本立场。基本立场是个老话了，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能否有当代文明的视野，以及整理这些是为了什么。历代的史学家都有一个鲜明的理念，就是展现我们民族曾经有过的英雄。这样的评价角度和思想立场不鲜明的话，那你漫无边际地写历史，或者虚无主义地写历史，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任何历史都是当代人的历史”这句话的本质含义就是，任何时代的人，总结和发现历史，都是为了给当代人提供思想资源。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价值认识上去重现春秋战国和秦帝国的历史，给当代人提供一种相对具体、相对深刻、相对形象的历史意识。要说得更具体的话，应该是整理和发现史料的能力，对历史的理解和想象力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晶报：所以您是通过挖掘史料中的蛛丝马迹，通过自己的拼图还原历史。
孙皓晖：一个是纠正前人的错误的历史观，另一个是从史料中发现一些新东西。有个典型的例子，秦末战乱的时候，秦帝国组织了20万犯人成为军队，和农民起义军对峙，而且打遍天下，直至遇上项羽才战败。这个史料是人人都知道的，但是没有人发现这个史料的意义是什么。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敢于组织犯人军队，哪怕在战乱时期，不说20万犯人，2000犯人也没人敢组织。这说明了秦的国家信用非常强大，给犯人赦免罪行，并且承诺在战场上获得功勋，这20万犯人从开始到最后，没投降也没被打散，最后全部被坑杀了。也说明秦的法制非常公正，这些犯人基本上没有冤狱，他们伏法是心服口服的。假如犯人里面有哪怕三分之一的冤狱，犯人的军心都会动摇。这些人能在国家发话的时候完完全全地相信国家，而且坚持打到底，说明秦的法制是非常严明的。直到秦末，秦的法律还有这样的效率，国家还有这样的号召力，这在历史上极其罕见。这样的国家，只说它的暴政、暴君是偏颇的。所以新发现和新理念是《大秦帝国》的支撑点。
晶报：您此前曾经说过，写此书不是为了写历史，而是为了从中国原生文明文化中寻找精神资源。那在这个过程中，您是先有了观点，然后去证实，还是在考据中慢慢形成了这样的观点？
孙皓晖：这是相辅相成的，要是绝对地说哪个先哪个后，那不好说，总体上我认为是思想先行的。但我不认为这叫思想先行。我以前说过，《大秦帝国》是一部精神本位的作品。它是在对先秦时代的历史地位有着清醒的认识上写成的。假如你认为春秋战国是个乱七八糟的时代，那你没办法把它写好。对于春秋战国文明史的地位、文明功绩的评价，是最大的思想基础，所谓精神本位，这个是最本位的。这是在创作之前就完成了的，否则就会在创作中陷入困境。所以从总体上来说有个先后，但是具体写作中，那就无所谓先后了。因为有精神本位这个基础，其他事情就比较明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