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纯青（1908～1990)：生于福建安溪，祖父和父亲都是台湾籍，台海两岸都有家。纯青不愿做日本臣民，拒绝申请台湾籍。他1934年在厦门加入中共，是《大公报》资格最老的党员之一（另一位是杨刚，1930年就入党了）。他曾就读于东京日本大学，攻读社会科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经胡政之用日语面试其口译、笔译能力，被录用为上海《大公报》日文翻译。次年调香港《大公报》，以研究日本问题专家的身份现身新闻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到重庆《大公报》任社评委员，每周写3～5篇社评。他学贯中西，思虑周详，言必有据，议论精当。当时国内有一种说法，认为日本军阀穷凶极恶、顽固不化，而日本财阀态度比较温和，可以和他们寻找妥协之路。李纯青从研究日本经济问题入手，阐明财阀与军阀的关系。其实，日本财阀正是军阀的后台，是站在军阀背后大发战争财的大老板。寄希望于日本财阀，无异痴人说梦，与虎谋皮。他的这一观点在《大公报》发表后，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引起社会上的广泛关注。
1948年，他以中共党员身份，做争取王芸生转变的工作，逐步解除了王对共产党的疑虑，并与王先后到了香港，使香港《大公报》的立场转变，和国民党反动派决裂。李纯青是真正学者型的新闻工作者。他博览群书，中国的经史子集，外国的社科人文书籍，乃至佛学经典无所不读。大公报图书室有一部《恩格斯军事论文集》，据管理人员、老记者张篷舟先生说，全报社借阅过这套书的，只有李纯青一人。
1954年李被调离《大公报》，做国际宣传的研究工作。其后曾被推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副主席。1957年反右运动，他虽未被戴帽，但也遭到错误的打击，从此他封笔20年之久。这是中国新闻界，也是学术界的一个损失。1990年5月20日纯青病逝于北京。遗著已出版的有《笔耕五十年》一书。老《大公报》人、人民出版社著名编辑戴文葆以“沉潜思辨、标新立异”八字评介其人其文，确是中肯之论。纯青为文从不说套话，且每有新意。他对所谓“舆论一律”一说，有自己的看法，认为这是个虚假的命题。言论即公众的意见，即各种不相同的意见。强求一律，必然要压制不同的声音，显然是不对的。这些话言简意赅，发人深省。
北京《大公报》1966年即被撤销，距今已40多年。曾在这里工作的人，大多已经辞世，健在的也垂垂老矣。偶尔聚在一起，缅怀往事，都满怀依恋之情。当年我们都还年轻，加上全国解放所激发的政治热情，大家都在忘我地辛勤工作。一天基本上3个班，上白班的往往晚上都自动来干活；上小夜班的，上午10点左右就到编辑部看报，说事；上大夜班的本该晚7点来，但大都下午2点左右就要来转转、看看，有什么事随时就办了。这些都不是有谁规定这么做的，而是自觉自愿、自自然然的。两报合并后，人员虽然来自沪、津两地，互不相识，但协作和睦，不分轩轾。同志间一向以老张、老李相称，或直接叫名字，如克林、静远，对王芸生、张琴南诸公因为年事较高，都称一声王先生、张先生或王芸老、张琴老。对李纯青，背后直呼纯青，当面也称李先生。从没有叫某总编、某主任者。至于廉洁奉公，更是绝无问题。什么“红包”、“封口费”或“有偿新闻”，都是闻所未闻的事。这么一个团结协作、奋发上进的群体，在我国报刊研究史上是值得书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