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锤定音。1953年起，上海《大公报》迁津与《进步日报》合并，在天津出版，并在北京设立强大的办事处，王芸生等主要负责人都在北京办公。从此，编辑部全体同仁就循着既定方向，奋力前进了，向财经专业方向进军。
旧《大公报》多年来一直是综合性报纸，以文人论政著称。解放后，政治、经济、社会的情况大变。每个编采人员都有个学习、转向的问题。过去记者采访要抓政治、文教、卫生、社会、工商，乃至军事等各方面的新闻。现在不同了，一门心思钻财经。专业编辑分工跑财政部、商业部、外贸部、粮食部、工商行政管理局、供销合作总社等，1961年起又增加了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一句话，李先念副总理领导的国务院财贸办公室所属的各个部门，都是我们联系的对象。至于财贸办公室，则由报社财经部主任负责联系。编辑、记者都没有到财经院校去接受培训，而是在干中学，或者说一边学习，一边做新闻报道，有时也根据部里的文件或领导人报告写社论。不过不像从前报社“文责自负”，自己写了就发表，而是一定送主管部门或财贸办公室审定罢了。这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情况。50年代后期，由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发文，请所属各部为《大公报》配备“驻部记者”。有的是兼职，主要工作还在部里。有的是专职，编制在报社，经常往部里跑。有什么政策精神、业务措施，及时向报社汇报，同时组织相应的宣传报道。这是对中央机关的做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省会或重要城市也都陆续配备地方记者。办法是由中共中央财贸工作部发文，要求各地党委财贸工作部选择适合做记者的干部人选，送经报社审查同意后，就成为《大公报》驻当地的记者。同样编制属报社，党的关系在地方，办公地点就在财贸工作部里头。这样，《大公报》在中央财经机关和各地就都有了“腿”，组织宣传报道就方便多了。当然，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配备的记者水平参差不齐，有的高，有的低一些，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总的说来，这是一支有力的财经宣传队伍。
《大公报》记者跑领导机关，还有一件趣事。报社财经部主任潘静远，是一位写作能手。他经常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联系工作。有一次他正好遇到陈云同志向财办全体人员作报告。中心内容是：国家既要用大量资金搞经济建设，又必须以适当财力安排好人民的经济生活。这是个两难的命题。由于我们国家经济不发达，财力有限，只能在紧张中求得平衡。做财经工作的同志任重道远，绝不能掉以轻心……这篇讲话，论据充分，说理透辟，而且逻辑严密。潘静远根据讲话记录，略加整理，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他加了个“论紧张的平衡”作为标题，拟作为《大公报》的社论发表。他送请财办主管宣传的副主任段云审阅，经段同意后就在报上发表了。陈云同志看到后很不高兴。他说：我这是在内部和同志们交换意见的，谁让你们公开发表了？幸好段云同志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没有给报社和潘静远本人带来什么麻烦。有趣的是，后来潘静远被调到财办工作，一次陈云同志到财办开会，又见到潘静远。由于潘是个大块头，很显眼。陈云同志一见他就很警惕，说“那个胖子怎么又来了？”财办同志向他解释，说潘已调到财办工作，不是《大公报》记者了，陈云同志才没再说什么。
从1953年到1966年，《大公报》作为财经专业报纸，一步一步建立队伍，熟悉业务，基本适应了财经宣传的要求，受到中宣部、国务院财办及有关部门的肯定。
在组织评论与新闻报道之外，报社还开辟了许多适应财经部门职工需要的专栏，如《商品知识》、《生意经》等。文艺副刊《大公园》、《群众文艺》，经常发表财经系统干部、职工的作品，反映他们的生活，并从中培养了一批职工作家、几位“老总”。
毛泽东、周恩来多次讲《大公报》人才济济，老总们更是文章高手，多才多艺。这里我就说说对北京《大公报》影响较大的几位领导人。
王芸生（1901～1980)：他是新闻界的耆宿。幼年家贫，只读过几年私塾，13岁到茶叶铺当学徒，20岁到洋人开的木行当学徒工。他好学深思，业余时间刻苦攻读。24岁就开始为报刊写文章，27岁任《天津商报》总编辑。次年因与《大公报》论战，受到《大公报》总编辑张季莺的赏识，应邀参加《大公报》工作。从此他就与这张报纸生死同心，结下不解之缘。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领导人提出明耻教战方针，指定王芸生收集资料，编写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对日本的屈辱史。这就是后来编就的七卷本、近200万言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缘起。
王芸生以政论著称，他文笔犀利，笔端常带感情。用俞颂华先生的话说：“王芸生的社论立言的长处是在常以国家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立场，说一般人民要说的话。”“他富于热情，所说的话，常能打入读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终能动人心弦。”这应当说是切中肯綮之论。他写了许多著名的社论，引起社会很大的反响。如他写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以河南3000万灾民“大都已深陷在饥饿死亡的地狱”与重庆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腐败生活对比，激起了广大读者的无比义愤。蒋介石为此勒令《大公报》停刊3天，以示惩处。当然，他也写过一些政治上错误的文章，如《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诬指八路军近在咫尺，却对国民党军队的挫败不加援手。当夜周恩来就写信列举事实，严加驳斥，等等。
总体来看，王芸生是坚决抗日的，是爱国的，可谓瑕不掩瑜。正因此，党和政府在解放后对他是爱护、器重的。1963年，周总理专门找他谈话，要他花些时间，把《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修订一番，重新出版。王在他的晚年，以带病之身，尽心竭力完成了周总理交付的任务。1980年5月30日，王因肝病逝世。次年，《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最后一卷，即经过补充的第八卷终于出版，完成了他的一大夙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