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原《大公报》编辑、记者胡定邦
1962年，所谓“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轮训，在友谊宾馆进行，这是小组同仁合影
大公报人游颐和园
新记《大公报》23年是《大公报》的黄金时期，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大公报》的发行量，相当于当时重庆其他所有报纸发行量的总和，可见其受各方重视的程度。但是，新记《大公报》在1949年就结束了，在大陆继续下来的是先在天津，后在北京，公私合营性质的《大公报》。她一直存在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前后一共17年。这也是《大公报》历史的一部分。鉴于介绍这一时期《大公报》的资料较少，我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之一，说说北京《大公报》，我想还是有意义的吧。
北京《大公报》是由沪馆与津馆（解放后改名《进步日报》）合并而成。为什么要合并？这是有缘由的。全国解放后，中国共产党的威信无比崇高。中共各地的机关报也享有极高声誉。《大公报》在上海和《进步日报》在天津，都属于综合性报纸，尽管亦步亦趋，向党报学习，终归无法与之竞争。读者笃信党报，而不信任民营报纸的例子很多，我亲自处理过一件很可笑的事情。1950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新华社发了一篇2000字左右的通讯，题目是“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进步日报》刊登了，《人民日报》、《天津日报》也都登了。我们却收到一封读者来信，大骂《进步日报》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解放了，竟然还称“珠穆朗玛峰”。其实是他无知，“珠穆朗玛”是藏语，“厄菲尔斯峰”才是英国人命名的。他不看新华社电头，也不看其他党报，就大骂我们。真是无知而又偏执。我当时正在报社总编室工作，负责处理读者来信。凭着年轻气盛，复了那位读者一封信，大大教训他一番。结果并无反响，大概他也自觉理亏吧。但这件事说明，部分读者对民营报纸确实怀有歧视心态的事实。
正由于读者对民营报纸信任不足和报纸缺乏特色等原因，《进步日报》和上海《大公报》的发行量与广告收人都一再下降。尤其是上海《大公报》，她原本是总管理处所在，全部员工多达484人，且高层人员多，薪水也较高。在收入不断下降的情况下，自然入不敷出，难以为继。王芸生作为《大公报》的总负责人，为此焦虑万分。经反复考虑，1952年初他上书毛泽东，请求党中央帮助解决报社的困难及去向问题。
不久，王芸生便接到通知，要他到北京去，井受到毛泽东接见。在这次接见中，毛明确三点：一、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为全国性报纸，仍叫《大公报》；二、迁北京出版（在北京新馆建成前，暂在天津出版发行）；三、宣传报道以财经为重点，兼顾国际宣传。这三条，确定了《大公报》的方向，也可以说使她起死回生，免于走上亏损倒闭之路。王芸生担心编采人员不熟习财经业务，承担不起财经宣传的重任。毛泽东鼓励说：“《大公报》人才济济，团结起来，钻进去，三年五年不就熟习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