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蒋家官 不拿蒋家钱
1936年，《大公报》创办上海版，王芸生故地重来，感慨万千，他已不再是十年前的流亡青年、职业革命者，而是在全国报界崭露头角的、有影响的报人。“那时的朋友们，到现在已死的死，散的散，都为一个大时代尽过他们的责任了；屈指数来，也有不少的人们业已显达。我对于显达的人们毫不羡慕，而对于被时代巨浪吞噬了的朋友们，每一念及，辄不免心头滚烫，暗暗的落泪。”（《芸生文存》，上海大公报馆，1937年，346页）他把自己五年来写的三十几篇文章汇编成《芸生文存》第一卷，由上海大公报馆出版发行。第二年，他又在炮火硝烟中编了《芸生文存》第二卷（收入他在《国闻周报》发表的“六寄北方青年”等文，取名《由统一到抗战》）。怀着对那片古老而多灾多难的土地的挚爱，他连续写下了六篇“寄北方青年”，以热情的文字鼓励青年，剖析他们的优点与缺点。在《三寄北方青年》中他坦白地说：“我们是靠做报吃口饭的人，在政治上没有派别，纯凭国民的良知，来谈谈这个大问题。”
1937年8月17日，在上海“八·一三”的炮声中，他曾发表短评：
“昨天是沪战的第四日，连朝风雨，乍转晴朗，在丛丛浓云中露出阳光。这阳光照耀着地上的血迹。大时代中的大上海，一面展开热烈的民族战争，一面描绘凄凉的都市惨景：在机影炮声之下，人们紧张焦急，心头眼里，都似有重大的期待。偌大市场，家家商店紧闭着大门；摩天楼下转徙着无家的流民，夜的马路比死还静，惨亮的路灯，照不见一个人影；一道闪电，一个轰雷，是炮声追逐着火线。中国的儿女，敌人已把我们拖入大时代，我们便应该勇敢坚决的使我们的民族国家在大时代中翻身！”
“‘来日大难’是我们的前途。救中国人者是中国人，担当现在国难者也应该是现在生存着的中国人。我们不须卜课，我们的命运就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上。四万万人不要亡国，国不会亡；四万万人都忘掉国家，这个国家便一股脑儿沉沦大海。”
透过这些至诚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王芸生的执着、冷静和热忱。
同年12月14日，《大公报》上海版宣告自动停刊、“含泪‘暂别上海读者’”之前，王芸生受命于危难之际主持报社业务，并开始大量的社评写作，这是他得到锻炼的时期，为他以后全面主持《大公报》笔政，主导《大公报》的言论打下了良好基础。随后，他撤到汉口，“参加《大公报》汉口版的言论编辑工作”，主要是帮张季鸾写社评。
1938年10月18日，汉口版撤出武汉。《大公报》重庆版创刊以后，张季鸾已很少写作，王芸生实际上开始主持笔政。1941年张去世，他成为主要的继承人，陈布雷写信给他，说自己和《大公报》及他个人的交情，将和张在世时一样。
王芸生出身贫苦，生活简朴，不喝酒、不吸烟，甚至不喝茶。虽然他早年参加过国民党、共产党，但早已登报声明退党。对《大公报》的“四不”方针，他一直奉若神明，一位国民党要员想在《大公报》登一篇文章，派人往他家送厚礼，家人不明真相收下了，他知道后大发雷霆，立即写信要求把礼拿回。陈诚邀他做政治部第三厅宣传处处长，他回答：“我服从司马迁一句话：‘戴盆何能望天’？”言下之意他头上戴了新闻记者这个盆子，便看不见别的了。陈诚表示不要他办公，举荐一个副处长即可，他还是不答应。陈又送给他一个设计委员的聘书，不用办公，每月可拿三百元津贴，被他当场退回。张治中做部长时也给他送了聘书，照样被他退回。在他看来“不做蒋家官，不拿蒋家钱” ，才能保住自己独立思考、自主发言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