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城市边上的乡下人
王芸生自称“一个大城市边上的乡下人"，1901年9月生在天津郊区，不满六岁进私塾，父亲给他取学名叫德鹏，‘芸生’ 这个名字还是进天津《商报》当总编辑时介绍人信口说出来的。”（王芝琛《我的父亲母亲》，《老照片》第19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9月，1页）少年失学后，他先后做过茶叶店和小布店的学徒、洋行职员，但他酷爱读书，尤其对报纸有兴趣，早年曾在《益世报》副刊发表过《新新年致旧新年书》（署名"倦飞"）。1925年发生了五卅运动，24岁的王芸生和天津各洋行的青年员工发起组织"天津洋务华员工会"，被推为宣传部长，主编工会的周刊，参加集会、撒传单、演讲，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在天津处于危险之中，匆忙逃到上海。
在上海，他参加了一个共产党刊物的编辑工作，先加入国民党，再由博古等介绍加入共产党，曾和几个共产党人一起办过《亦是》、《猛进》等周刊，还担任过《和平日报》的编辑工作。“那一年的生活，大体说来，是烈烈轰轰的，终日所接触的都是热血蓬勃的人物，夜间则睡在冷清清的亭子间里。”“在上海，我曾昕夕计算着北伐军的行程，也曾忧虑焦急过党人的纠纷。”（《芸生文存》，上海大公报馆，1937年，346页）
因老母思子心切，写信要他回家过年，他才从上海回到天津，在中共顺直省委宣传部工作，任务是每天给《华北新闻》写一篇社论，这些经历对他以后走上职业报人之路恐怕都不无影响。“四·一二”之后，他与共产党失去联系，《华北新闻》的社论也不能写了，生活陷入困境。这时，天津《商报》请他担任总编辑。1928年，这个茶叶铺的小伙计、洋行华员、职业革命者，终于正式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
后来他曾在报上刊登启事，“鄙人因感触时变，早已与一切政团不发生关系，谢绝政治活动，惟从事著述，谋以糊口，恐各方师友不察，有误会，特此声明。”
他因为与张季鸾打笔仗，而被张发现，于1929年8月22日进入《大公报》，最初负责编地方新闻版。从此他的一生就和《大公报》无法分开了，这也是大公报史上的一段佳话。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确立“明耻教战”的编辑方针，派王芸生协助汪松年编中日关系史料，后汪因年老、才力不及，推举他来主编。 从1931年9月到1934年4月，他往来于平、津之间，奔走于各大图书馆，广泛搜集材料，走访历史界和外交界前辈，晚上伏案写作，常常通宵达旦。每天写出一段，即在《大公报》上连载，前后三年，受到广泛欢迎，许多学者和外交家还把珍藏的材料寄给他。从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到1931年正好60年，所以定名《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实际上没写完（只写到1919年）。
在不到三年的时光，他一口气写了洋洋200万言，这本书已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日关系史必不可少的参考书。“某些重大事件的真相，依靠它，才得以披露于世，为人们所知，书名标举中国与日本，实际涉及中美、中俄等更广泛的范围。”（刘大年 《赤门谈史录》，人民出版社，146页）日本史学界也非常重视这本书。当时中日问题是人人瞩目的焦点，王芸生因此一举成名，成为日本问题专家，深受张季鸾的青睐，也奠定了他在《大公报》的地位。
1934年8月，他第一次应邀上江西庐山采访，历时33天，在牯岭住了24天，给蒋介石讲了2个多小时的日本问题，内容是“三国干涉还辽”。1935年他一跃成为《大公报》编辑主任，仅在张季鸾、胡政之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