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时期的新闻舆论方面，蒋介石极为看重在天津办起的《大公报》和它的总编辑张季鸾。蒋与张的十几年交往中有恩有怨，有分歧有共识。作为政治家的蒋介石，为维护其统治，很注意招揽贤达，他又特别看得起张季鸾忠言直谏的人品，并利用一个旧式知识分子好名重节的情操，对张季鸾礼遇有加，视为“国士”，甚至不计较张对他的责难顶撞；而张季鸾对蒋介石则感恩图报。2004年4月号《炎黄春秋》，刊发田斌文章，记述张季鸾与蒋介石的恩怨。
士逢知己
张季鸾与蒋介石的初次见面是1928年在河南郑州。是年6月北伐军已攻至京津。张季鸾于22日到河南辉县百泉采访冯玉祥，得知蒋介石沿京汉路专车北上，张即偕冯于7月1日凌晨赶到郑州迎接。张又意外遇见与蒋同行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邵力子、秘书陈布雷和总参议张群。邵、陈是张在新闻界的至交，张群则是他留日时就熟识的老朋友。经他们介绍，张季鸾与蒋介石“悦然面悟”。
张季鸾与蒋介石都曾留学日本，都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见过孙中山，特别是张在日办《夏声报》名气很大，蒋有所闻。辛亥革命前夜，一大批热血青年都回国报效，蒋张也差不多同时回来。蒋介石对张季鸾印象颇深的是张曾在辛亥革命后《民立报》、《中华新报》当记者时，为披露袁世凯出卖国家主权和段祺瑞与日本签署出卖民族利益的借款密约消息而两陷囹圄，蒋很钦佩张的热胆忠肠。但有几件事又使蒋领略了张季鸾笔锋的犀利和舆论阵地的重要。
其一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当年4月29日，张季鸾写出社评《党祸》，抨击蒋介石杀戮青年、残害进步的反动行径，社评说：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蒋介石曾表示过服从，现在却大开杀戒，实属口是心非丑恶的两面行为。张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表示“极端抗议”。
第二件事是1927年11月4日，张季鸾在《大公报》发表社评《呜呼领袖欲之罪恶》，斥骂汪精卫“特以‘好人为上’之故，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后来汪精卫果然堕落为汉奸领袖。蒋佩服张季鸾的过人眼力。
第三件事是1927年12月2日，也就是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次日，张季鸾写了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斥蒋“离妻再娶，弃妾新婚”、“兵士徇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点”等，还骂蒋“不学无术，为人之祸”。文章冷嘲热讽，可谓淋漓尽致。
张季鸾与蒋介石不“骂”不相识。相识后，在他们的特殊交往中，又相处得若即若离。蒋的“文胆”陈布雷曾说过：蒋介石对张季鸾的器重，除张的文采出众，人品端正，操守清廉外，是蒋“爱乌及屋”。蒋对陕西人印象颇好，是因为他在黄埔军校有些学生的“卓著才干”所形成，如关麟征、杜聿明、董钊和张耀明、刘玉章、胡琏、高吉人、张灵甫等陕籍将领，他们曾追随他鞍前马后，南北征战，“忠心不二”。蒋介石曾对人夸奖说：“陕人是龙不是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