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首席上的贵宾
蒋介石每日必看《大公报》，在他办公室、公馆、餐厅各放一份《大公报》。自郑州晤面后，蒋对张的友好，对《大公报》的寄托逐渐加深。中原大战前夕，蒋介石想起张季鸾，更想把《大公报》推为全国舆论权威中心。1929年12月27日，蒋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通电全国报馆，发出求言诏书，电文的抬头为：“大公报并转全国各报馆钧鉴。”蒋此电一发，确定了《大公报》舆论权威之地位。1931年5月2日，在纪念《大公报》发行一万号时，蒋介石送来亲笔题写的“收获与耕耘”贺词，称该报“改组以来，赖今社中诸君之不断努力。声光蔚起，大改昔观，曾不五年，一跃而为中国第一流之新闻纸。”1934年夏，蒋介石在南京大宴百官，人们看到，紧靠蒋左边席位就坐的竟是一介布衣张季鸾，而且还看见蒋给张频频斟酒布菜，二人谈笑风生，与宴者莫不有“韩信拜将，全军皆惊”之感。1938年抗战正酣，可蒋介石却未忘这年农历二月初八是张季鸾五十寿辰，特向正在汉口的张季鸾致电祝贺，并派人送礼慰问。
西安上空飘洒的公开信
张季鸾对蒋介石的图报，不仅仅是对蒋个人友情的知恩回报。综观张季鸾的许多主张、观点、评论，应是基于国家兴亡、民族生存这一爱国主义立场上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已踏上中国东北三省。中国再也不能一盘散沙了，没有政权中心，群龙无首，就要挨打。张季鸾认为，当时只有国民党执政的国民政府，才能承担起领导全国抗战的重任，只有拥护国民党为“政治中心”，国家事业才可达成。在当时，中国国内任何党派组织都不可能把握全国局势，更谈不上有军事力量、物质力量来抵御外侮，保卫国家了。张季鸾的这个主张就是“国家中心论”。
1936年冬，西安发生“双十二”事变，13日正在天津的张季鸾“在报馆里坐卧不安，来回踱步，不断催促驻外记者回报消息。这一天他连饭都未顾上吃”。后张对记者徐铸成说：“他们要蒋先生答应与共产党联合一致抗日，我是准备庄严地说几句话，千万勿破坏团结，遗人以口实，让敌人乘虚大举进攻，各个击破。”这番话表明了他对事变的理智之见。张当日赶写一篇社评，题目竟是《西安事变之善后》，表明张已对事变存有以和平方式妥善解决的基本构想。张在社评中还说：“解决时局、避免分崩”，“国家必须统一、统一必须领袖”，“各方应迅速努力于恢复蒋委员长之自由”。次日，张又写了《再论西安事变》的社评，呼吁全国各方以大局为重，呼吁张学良、杨虎城“幡然回悟”，尊蒋之中心地位。张季鸾笔耕不辍，一天写一篇社评文章。12月18日，张季鸾又写出《给西安军界的一封公开信》，写到：“我盼望飞机把我们这封信快带到西安，望西安大家看看，化戾然为祥和”。文章一发表，蒋夫人宋美龄立即派出飞机，带数万份这张报纸，飞临西安上空散发。这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创举。12月25日晚六时，《大公报》社传来蒋介石返回南京正在洛阳休息的消息，张季鸾“特别兴奋，露出了许多天不见的笑容”。当晚，张季鸾就写出《国民良知的大胜利》的社评。称这是“普天同庆、全国欣喜”的盛事。自此，张与蒋的个人关系已加深到了全国没有几个人能拥有、能胜过的地步。据说与蒋介石敢平起平坐，去蒋官邸事先不须通报的只有几个人，而张季鸾当属其中。抗战初期，蒋又把张召在外交事务方面代为做事，先与德国人陶德曼斡旋，后又派去香港与日本人接洽。1938年7月7日抗战周年之际，张为蒋起草《抗战周年纪念日告全国军民书》的文告，提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口号。次年，张又为蒋写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的文章，陈布雷在文中添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张季鸾在《大公报》还发表了许多坚持抗战，鼓舞斗志的好文章，大都从维护国民政府利益，团结各方抗日这一基调出发，使蒋介石深感张季鸾的忠直和新闻舆论的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