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先生来了！》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一行飞抵重庆，与国民党举行国共和谈，一时山城为之震动。当晚，王芸生在《大公报》编辑部忙碌着，亲自安排第二天的版面，对毛泽东抵渝不仅编发了消息和特写，还连夜赶写了题为《毛泽东先生来了！》的社评，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昨日下午3点多钟，毛泽东先生到了重庆。毛泽东先生来了！中国人民听了高兴，世界人民听了高兴，无疑问的，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件大喜事。”社评的结尾处王芸生流露出天真的愿望：“说来有趣，中国的传统戏剧，内容演述无穷无尽的离合悲欢，最后结果一定是一幕大团圆……八年抗战，多少离合悲欢，今于国家大胜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认真地演这幕大团圆的喜剧吧，要知道这是中国人民最嗜好的。”
9月1日，在中苏文化协会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举行的鸡尾酒会上，王芸生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握着他的手，用浓重的湖南口音亲切地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希望你们新闻界的朋友，继续为和平宣传。”并相约过几日再面谈。
9月5日下午3时许，毛泽东在红岩新村中共中央南方局办事处约见了王芸生，晤谈近三个小时。一见面，王芸生急切地向毛泽东询问国共和谈的进展情况。毛回答说：“只有包括各党各派无党派代表人士之政治会议，始能解决当前国是，民主统一之联合政府始能带给全国人民以幸福”。王芸生回忆道：“毛泽东很健谈，谈话时好像旁若无人似的。”当时，王芸生期望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能够合作，只要和平团结，不打内战就好。
9月20日，仍然在红岩新村中共中央南方局办事处，毛泽东再次约王芸生晤谈，继续交换对国事的看法。当晚，作为东道主的王芸生以《大公报》名义发出请柬，在李子坝报馆“季鸾堂”设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中共代表团成员。
在重庆谈判后期，内战乌云密布。王芸生对国共和谈从抱有热望到逐渐迷茫，而且开始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了。为此，他专门拜访了章士钊先生，提出既然蒋介石拿不出像样的方案，毫无诚意，应暗示毛泽东尽快离开重庆，“三十六计走为上”。两人不谋而合。事后当章先生当面向毛泽东提出离开重庆时，一再说明这是他和王芸生的建议。
“转变立场，靠拢人民”
1948年10月30日，当王芸生得到由《大公报》中的中共地下党员杨刚和李纯青转给他的中共领袖毛泽东的亲笔信时，他曾“几夜没有睡好觉，辗转反侧，考虑了许久。最后，他终于决定了——投奔解放区，参加新政协”。
11月5日，王芸生假托赴台湾游览观光，独自从上海虹桥机场飞赴台北，在台湾仅呆了三天就悄悄飞赴香港。11月10日，王芸生在香港《大公报》发表社评《和平无望》，声明“转变立场，靠拢人民”。后来，王芸生“又在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帮助下，领导了《大公报》香港馆的起义”。这真是石破天惊，蒋介石被惊得好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
1949年3月18日，王芸生和郑振铎、叶圣陶、马寅初等29位知名人士一起抵达新解放的北平，叶剑英在六国饭店为他们接风洗尘。在上海解放的前一天，周恩来忽然召见王芸生，要他南下主持上海《大公报》：“《大公报》还是民间报纸，你们自己经营，我们不来干预。”这多少有些出乎王芸生的意料，因为此前天津的《大公报》已被更名为《进步日报》。
新中国成立后，王芸生历任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第二至五届常务委员；第一至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等。1953年初，上海《大公报》和天津《进步日报》合并，仍沿用《大公报》的旧名，社址则迁至北京。合并后，王芸生只任社长，不再主持编辑业务。1980年5月30日，王芸生在北京病逝。 （文/谈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