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蒋介石讲课
1934年8月，王芸生以《大公报》编辑部主任和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的身份，受蒋介石邀请上庐山对这位委员长进行采访，并且给蒋讲课，主要内容是关于“三国干涉还辽”。王芸生后来回忆说：“我当了八九年新闻记者，大概都是在屋里抹桌子，出门访新闻，这是破题儿第一遭。”
这“破题儿第一遭”源于两年前王芸生在《大公报》的专栏“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1931年“9·18”事变，举国震惊。三天后，《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总经理胡政之召开了从未举行过的编辑会议，张季鸾在会上严肃地宣布两项决策，一为“明耻”，一为“教战”。所谓“明耻”，即尽快开辟一个专栏，记载自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修好条规》至1931年“9·18”事变的重大事件，帮助读者了解甲午以来的对日屈辱史，栏目名称定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并指定王芸生专主其事。
王芸生早就对日本步步侵略深恶痛绝，此次能以笔为武器，既感到任务之重要又感到荣幸，便毅然接受了任务。从1931年10月开始，王芸生奔走于京津之间，往来于故宫博物院和北平各图书馆，广泛搜集史料，遍查故宫文献馆，尤其是清季外交史编印处的档案。白天，他在大量未经整理的史籍和档案中耐心搜寻，精选细择；晚上，他伏案写作，有时竟通宵不眠。老报人曹世瑛曾撰文回忆道：“王芸生坐在没有自然光线的资料室里，终日在灯光下孜孜不倦地写作。这不禁使人想到韩愈在《进学解》一文中所说的：‘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为宣传爱国思想不顾个人健康，使人钦佩。”
在准备过程中，王芸生还走访历史界和外交界前辈如袁同礼、王希隐、胡馨吾、汪衮甫等。许多学者和当时在世的外交家、前清遗老也提供了不少资料，如从曾任驻日公使的李盛铎那里，王芸生获得了中国驻俄使馆档案中关于东三省中俄交涉的珍贵史料。
经过三个多月的紧张工作，王芸生初步整理出头绪，从1932年1月11日起，《大公报》隆重推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每日登载一段，连续两年半之久，无一日中断。每日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读来铿然有声。
正是借着这个机缘，王芸生被蒋介石请上庐山，为他讲“三国干涉还辽”，蒋介石听得很仔细，并提出很多细节问题。讲完后，蒋对王芸生非常赞赏。王芸生自己也倍感荣耀，这倒不是因为受到所谓的“最高领袖”的接见，而是因为他终于有了和“最高领袖”“平等对话”的机会，他希望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影响当时的政治，造福苍生。
蒋对王芸生的好感加上《大公报》不断扩大的影响使国民党祭起了他们惯用的高招——高官厚禄来收买王芸生。1939年，随着抗战的爆发，《大公报》迁到重庆，不久，国民政府就给王芸生下了“聘书”，聘他为“军委会参议”。“聘书”前脚刚到，蒋介石的秘书长陈布雷的电话后脚就跟着来了：“这是委员长的意思，请万勿推辞。”到了月底，“军委会”竟给王芸生送来了丰厚的“薪水”。但坚持独立立场的王芸生并没给陈布雷“面子”，他将“聘书”和钱款一并退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