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不”的办报方针
1925年底，王芸生加入了国民党。1926年，经博古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6月2日的天津《大公报》第一版登出了一则“王德鹏启事”，宣布脱离任何党派组织。从此，他再没加入过任何党派。
对于今人来讲，这是一份很有趣的记录。尽管这在当时并不新鲜，但王芸生的新鲜之处在于，他的这种选择并不全是由于国共分家的政治现实所致，而是基于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报人的基本信念——“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作为一名爱国的自由主义者，其“爱国”的方式不外乎三种：其一，入仕，如王世杰、张道藩、翁文灏、蒋廷黻等人，直接进入权力体系，通过身体力行来报效国家；其二，组党，如民盟等中间力量，通过组织政党的方式将自身的政治理念楔入现有权力体系的运作之中，以图改善中国的政治生态；其三，办报，如张季鸾、王芸生、储安平等人，保持民间立场，站在权力体系之外，通过主持自由主义的报纸来“论政”，一方面为国家的发展献计献策，一方面监督政府。王芸生选择的是最后一种方式。尽管我们不能贸然地说，王芸生在1927年宣布脱离任何党派组织时就具备如此清醒的认识，但此后他没有加入任何党派、坚守报纸评论的阵地则表明这种选择已成为他的一种自觉的意识。这种意识在王芸生那里由朦胧到清晰则得益于他身处其中的《大公报》。
《大公报》是英敛之于1902年在天津租界创办的，在晚清时以主张君主立宪而著称，在民初时亦颇负盛名。但1916年盘给皖系政客王郅隆后，一蹶不振，竟至于1925年底停刊。1926年9月1日，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以新记公司续办《大公报》，在续办的创刊号上提出“四不”的办报方针，为百年报业开辟出一条“新路径”，报纸顿生活力，事业蒸蒸日上，到1941年5月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荣誉奖章。王芸生正是在这一时期进入《大公报》，并一步步成为《大公报》总编和主笔的。
作为《大公报》的总编和主笔，王芸生高度认同张季鸾等提出的“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所谓“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敌视党系之谓”。而是“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所谓“不卖”是以为“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不能“以言论做交易”，“断不为金钱所左右”；所谓“不私”，是说应“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所谓“不盲”，是说不随声附和，不一知半解，所有言论应以事实为依据。据《大公报》人、中共地下党员李纯青回忆，“第一，不论新闻采访或评论，我不知道有一事一字来自《大公报》以外的指示、暗示或操纵，所有一切宣传，几乎全是《大公报》工作人员主动创作、独立思考的。我问《大公报》旧同事，皆如此说。”
从1941年到1949年，《大公报》的社评由王芸生主持。这八年，他为了坚持言论独立，多次“碰蒋”。
1948年底，王芸生庆毛泽东之邀北上，途经香港时与夫人冯玉文、小女儿王芝瑜合影。
1943年2月，王芸生发表催人泪下的《看重庆，念中原》社评，蒋介石勃然大怒，下令《大公报》停刊三日。1944年开始，王芸生在重庆《大公报》严厉批评时政。12月4日，即日寇占领独山前一天，他发表社评猛烈批评国民党政府，反对“以空间换时间”，主张彻底革新政治，同时呼吁蒋介石亲自到贵阳督战。在12月22日的社评《晁错与马谡》中，他提出“除权相”、“戮败将”的主张，矛头直指孔祥熙、何应钦。这自然让国民党火冒三丈，1947年，在国民党上海党部宣传指导会议上，特务头子方治甚至指着上海《大公报》经理曹谷冰威胁道：“《大公报》如果不改正过来，我就枪毙你！” 1947年12月30 日的国民党《中央日报》社论对王芸生破口大骂。但王芸生并没有被吓倒。1947年，中统特务抓了《大公报》记者唐振常，王芸生便给上海市长吴国桢去电话：今天不放人，明天就登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