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4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创刊，馆址设在法租界爱多亚路181号。图为王芸生（中）、李子寅（右一）、费彝民（右二）、段继达（左一）、孔照凯（左二）合影。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天津各界声援上海工人的斗争，在洋行工作的青年员工成立了天津洋务华员工会，王芸生被推选为宣传部长，还主编工会出版的一份周刊。凭着多年自学所积累的功底，他将这份周刊办得虎虎有生气。后来，这份周刊改为日报，取名《民力报》。
从此，王芸生和报纸结下了不解之缘。1926年春，王芸生遭到军阀褚玉璞通缉，他匆匆离津赴沪，栖身于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和博古一起主编《亦是》、《短棒》周刊。在此期间，他经博古介绍加入中共。1927年春节期间，他回到天津，为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办的《华北新闻》写社论。但国共合作破裂的腥风血雨逼着他不得不放弃这份工作，到处东躲西藏。王芸生后来回忆说：当时他“看到的是一片黑暗，见不到光明”。
这种日子持续了差不多一年，1928年5月，经人介绍，王芸生出任新创刊的《商报》总编。“芸生”这个名字就是这时候取的。但上任不久，王芸生就和老板在办报方针上产生严重的分歧，“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时的王芸生想起了《大公报》的主编张季鸾。
一年前，还在为《华北新闻》写社论时，王芸生和张季鸾曾有过一场笔墨官司。当时，北伐军打进南京，英、美、日、法、意等帝国主义派出军舰炮轰南京，引起程潜率领的第六军官兵奋起反抗。4月1日，《大公报》发表文章说：“东方道德所以为人类交际之规范者殊，其中一义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人与人如是，社会和平矣；国与国如是，世界和平矣……”第二天，《华北新闻》发表了由王芸生执笔的社论《中国国民革命之根本观》，对《大公报》这篇社论进行反驳：“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即沦为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殖民地，被侵略者对侵略者无所谓‘躬自厚’的问题。中国国民革命的根本任务，不仅对内要打倒军阀，对外还要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把帝国主义的特权铲除净尽！”《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没有回应，但向人打听《华北新闻》社论的作者为谁。得知后，就传话王芸生，希望会晤。此次见面，也就是两位终生师友的初晤。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次日，《大公报》发表由王芸生撰写的社评《毛泽东先生来了！》和记者子冈的通讯。上图为8月29日《大公报》版面。
当王芸生给张季鸾去信表达加盟的愿望时，张季鸾求之不得，亲自登门接王芸生到《大公报》。1929年8月22日，王芸生正式加盟《大公报》。从此，他的命运就与《大公报》紧紧连在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