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年前，突接好友老戴的女儿越洋电话，告我老戴脑溢血猝死。我哽咽只说了一句“从此我没有朋友了”。辗转无法入眠，写了一副輓联：“引吭齐唱‘青年团员’之歌，于朝阳初升之日，一起乘车赴东北关外。前十年黄金时代，后廿年相濡以沫，留我抚今思昔，除感慨繫之，夫復何言，从今后，无一知己；奋力跟上‘改革开放’步伐，近花甲耳顺之年，分别拼搏于大洋两岸。又十年惨淡经营，盼馀年共享清福，奈君撒手西去，期把晤泉下，再叙旧题。在此前，何人可谈！”
上联讲的是一九四九年解放后的三十年。我俩是上海解放后，第一批学生入团宣誓大会上入的团。那时还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会前教唱“团歌”，第一句是“年轻人，火热的心，跟随?毛泽东前进……”后来他和我分别担任两个院校的学生会主席和团支书。一九五一年，毕业分配，同一辆火车到渖阳，从东北工业部到中央重工业部、冶金工业部，一直在同一个司、处工作。戴喜欢领大家唱“团歌”和《我的祖国》，挥动双臂，脸胀得通红。我们热情高，工作都非常努力。我专心业务，好表现自己，“语不惊人死不休”，遂在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言论”、下放基层，从此在战战兢兢中生活，揣测“政治动向”，害怕不小心说错了话。他走“红”的道路，反右前入了党。在“大鸣大放”开始不久后，党内就传达了会要“反击”，他赶快向我发出警报，不然的话，我肯定会被戴上右派帽子，送去劳改、早就死了。
“反右”第三年，他被“下放”到一个矿务局，任党委秘书、财务处长。他的老家也在上海，我们过年必见面。谈话中心是“窥测政治动向”。在党委秘书任上时，他说书记和局长为谋私利，暗斗得厉害；我向来把领导干部们看得非常纯洁，实际上是自己过于纯洁了。大跃进失败，毛泽东退居二线，看似有希望，他却说经济一有好转，“又要开始折腾了”。不出所料，不久开始“文革”。他的话是给了我一个预警，我那时被调到上海一个工厂，埋头当我的小科长，没有讲一句批评大跃进的“反动议论”，虽被列作“另类”，但平安度过了。所以可说是“相濡以沫”。
下联讲一九七九年提出改革开放政策之后的事。我进上海社会科学院做“研究工作”，觉得过去在工业部和企业的经验有用，认为自己还可以努力把荒废三十年的英语拣起来，发奋自修；虽然受到研究所某些领导的刁难，不给我发护照，错失了去加拿大修博士学位的机会，但最终我还是自费在一九八五年到加州（伯克利）大学当了三年访问学者，回国一年后，被“一刀切”退休，没有其他出路，只得再去美国得了个起码的硕士学位。这使我能在香港科技大学教了十一年书，老伴得到学位后有了一份稳定工作，我们在美国定居，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生活。
老戴在临近退休的一九八八年辞任矿务局财务处长，回到上海老家。那时，引入外资，先是来了许多台湾小老闆。据老戴说，有些人并不真正想办企业，而是带些钱来大陆“玩小三”。帮助他们做帐，这个钱容易挣。后来一些国有大企业开始“上市”圈钱，需要找他们这些会计事务所作“独立审计”；这个钱就更容易挣了，都是大数目。制度上总会有漏洞，他们的任务就是帮助“打擦边球”，或者把已经打到界外的球硬是“做”到界内。他回到上海时，身上只有一个月的工资（不足一百元）；十年后他去世时，有一套别墅、一套三居室，另外那时还有三十多万美元现金，折合现值要加倍了吧。
我的“右派言论”，没有一句是错误的，错的是那个运动，可惜了我三十年的满腔热情。如果依?当年“新民主主义”，老戴早就应该充分发挥他的会计知识。我俩到晚年，实际上都背离了当年的豪情壮志。这事不该由我们自己负责，何况都已相当幸运。这类话题，只期“把晤泉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