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纽约侨报网视频记者殷璐女士来访，谈话完后，她问了最后一句：“您一生有什么遗憾？”我突然想起，人生走到尽头，确有两个遗憾，一是终生写作，从未有幸靠卖文为生，我在大陆、香港、台湾一共出书二十馀种，从未收到版税或稿酬，足够置屋，购车，或旅游。有时因为出新书而回国，区区数百元人民币稿酬根本不足买张机票。文人心血遭蔑视，在我于六十七年前出国时的国民党时代已有体验。我的叔父曾责我：“难道你要一生过亭子间生活（沪语）？”当然，在我眼中，他不过是个庸俗的商侩。今日听说国内稿酬大增，但已轮不到我了。
不过我从未放弃对写作的兴趣。虽然酬报不足，我亦从不鼓励朋友自费出书，我认为一位作家的心血之作应该是有价值的，反而要自己出钱找出版商有伤自尊。我既不能靠写作为生，几个职业也与文字有关：我当过记者编辑，后来被聘任为大学图书馆教授，只是业馀写作。现在我还在国内继续出书，但是对所谓“出版合同”则不必太认真，我的自尊心禁止我向人讨酬。登载或转载我文章的一些报刊，甚至缺乏礼貌给我通知。
我并不怨恨抄袭者。但不免还是让我想到那句陈词滥调：“文人相轻”，同行好像互不尊重。
我的最大遗憾其实是：在美国多年，竟没有机会出版一本英文著作（小说或时论）。记得我的第一篇文章在美国发表是在《堪萨斯城星报》（Kansas City Star），时间是一九四八年，正在国共内战激烈之时，我在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时事特写”课上交了一篇介绍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的二千字短文，教授鼓励我投给当时美国中西部最有声望的《星报》。发表后教授将我的分数从“B+”提为“A+”，不仅如此，我也收到稿费十五美金，请同学们用午餐庆祝（当时一顿午餐是六角五分，一杯咖啡是五分），稿费足足有馀，还购了一件羊毛衫。
一九五二年到纽约后，我一面在华埠的《联合日报》当国际新闻主编，一面业馀?力于英文著作。我当过国际学生会会报《VIEW》的主编，为当时著名的《星期六文学评论》（现已停刊）上写过散文与书评，也在多种小型文学杂誌发表文章。我订了许多杂誌，我的投稿目标是《纽约客》杂誌，因多次投稿被退而灰心，当时我羡慕一位名叫C. Y. LEE的华裔作家。他常在《纽约客》上发表文章。他写的小说《花鼓歌》，甚至被改编成歌舞剧在百老汇演出。后来发现他的中文名是黎锦扬，乃是中国戏剧界著名的黎锦辉的亲戚。
此后我的投稿运气不佳，直到一九七八年，三十一年后初回祖国探亲归来，写了一篇回乡观感投给《纽约时报》专论版，于一九七九年发表后引起美国新闻界的注意。美联社来电请我撰写长篇报道，在全美发布，也引起了国内读者的兴趣；北京《参考消息》登了译文，此后我经常写有关中国情况短篇报道发表在《纽约时报》上。《时报周末书评》也邀我写书评。在那一时期，我也是《新领袖》（已停刊）、《图书馆月报》、《美中评论》等刊物的特约书评作者。不过我自感最大的满足乃是在《巴黎评论》一九八二年两本季刊发表的长篇报道，介绍当代中国文学出版界情况（是採访董乐山的结果），引起美国文坛骚动。现在我羡企的华裔作家是哈金与李翔云两位，都已在美国文坛有了声望，成为美国的著名移民作家。一般而言，凡是用中文写作的作家，因为目标是中国读者，不能算为美国移民作家。但是在美国，移民中用母语写作的作家也很多，德、法、意、日、西班牙文都有。美国有识之士认为这么多的不同族裔移民都用母语写作，可以说是“文学宇宙化”。
许多外籍移民居留美国多年，仍不能完全掌握英文，用母语写作。当然，在美国以英文著作扬名的移民作家中，最受推崇的是《洛丽塔》的作者，俄裔的纳博可夫，他的名作脍炙人口。华裔作家哈金来美十年，即以他的英文著作《Waiting》获得国家图书奖。李翔云第一篇小说在《巴黎评论》登出后，又连续在《纽约客》发文，立时引起出版界注意，蓝登书屋马上与她签订出书合约，出版两部小说，现已有了第三部，皆获好评。他俩成为我的榜样，只可惜我已不久于人世，追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