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四月二十八日上午，我收到美国韦斯利学院东亚系主任魏爱莲教授邮件，告知韩南先生去世消息。邮件中还描述了魏教授在韩南先生去世前一周去探望他时的情景，说当时韩南先生两眼已不能视人，且只能?床，病重已近半年，还说“我为他感伤不已，但我确信他已经做好了离开的准备。”（I'm feeling very sad about him, but I do think he was ready to go.）
接到邮件之后，我即草拟了一段韩南先生去世的文字，通过微信发布在朋友圈中。这段文字全文为：顷接美国韦斯利学院东亚系主任魏爱莲教授电邮，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第五任社长、著名中国文学研究家韩南先生，昨日在美去世。此消息随即被我的同事张业松教授转发。业松几天之后告诉我，说我发布的那条韩南先生去世的消息，是国内首发，短短几天之中，被点击阅读了十数万次。我知道韩南先生在中国拥有一定数量的读者，但没有想到数量如此之大。而我当初之所以发布这条消息，也就是为了这些读者。
随后因为忙于杂事，原准备写一篇追忆韩南先生的文章的计划，也被搁置一边，直到今天读到业松转发的艾朗诺、陈毓贤夫妇的文章《我们所认识的韩南教授夫妇》（《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二○一四年五月十九日）。读完此文之后，我决定将心中一直在想?的这篇稿子写出来，算是对韩南先生的缅怀与追忆。
我与韩南先生从未见过面，我们之间的联繫，一直是通过电子邮件。与韩南先生通邮件时，我曾想像过他生活的样子，但终究隔?太平洋，又因为年龄，韩南先生便一直在模模糊糊当中。现在他去世了，倒清晰起来了，直走到我心中，坐在那里，不走了。
魏爱莲教授说，韩南先生尽管退休了，但在哈佛─燕京学社还保留有一间工作室，而且还一直在继续他的学术工作。今天读到艾朗诺、陈毓贤夫妇的文章，对于韩南教授去世前的工作情况有了更多了解，也心生许多感念。昨晚一个餐聚会上，说到復旦中文系不少退休教师“退而不休”、笔耕不辍，退休之后焕发出学术第二春。陈思和老师说，中文系的人，写作已经成了习惯，一旦习惯丢了，生命大概也就差不多了。而据悉韩南教授在他去世前一天，还在惦记?将他刚刚出版的译著寄送友人─他将写作的习惯，一直延续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这让我想到与韩南先生有联繫以来的些许往事。
我与韩南先生建立联繫，得益于魏爱莲教授的介绍。魏教授是韩南先生的入室女弟子，多年前当她得知我的研究兴趣之时，就说你应该找机会去见韩南先生。再后来，又说你应该尽快找机会去见韩南先生。魏教授说韩南先生身体很好，但多年来一直在照顾患有帕金森氏综合症的夫人，而学术研究工作又一直未曾终止。上了年纪的人，还如此辛劳，不免伤身。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应浙江大学学报之邀，为其主持过一个“晚清文学研究”的专题。受邀之初，我就想到韩南先生。如果能得到韩南先生支持，自然是荣幸之至。没想到经魏教授代为联络后，韩南先生很快邮件回覆，并发来了他发表在《哈佛亚洲研究学刊》上的一篇论文，告知此文已获得学刊授权，可在中国翻译发表。这就是后来发表在《浙江大学学报》“晚清文学专题”中的《作为中国文学文本之〈圣经〉：王韬与〈圣经〉“委办本”》一文，翻译之事是由我担当完成的。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韩南先生在此文翻译过程中的认真、仔细和严谨，以及对后辈温和如春风般的鼓励提携。我至今保存?为翻译事与韩南先生之间的往来邮件。韩南先生的《圣经》“委办本”研究最为引人注目的成果有两点，一是仔细考察《圣经》“委办本”作为中国文学文本的转换生成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所确立的翻译原则和译文风格；二是仔细考察作为“委办本”圣经重要译者的王韬此间之宗教信仰或精神思想状况。前者相关成果，已经见诸韩南先生那篇在《浙江大学学报》发表的长文，后者则有韩南先生在英国首次发现的王韬的一封英文信。韩南先生认为，此信是王韬写给他的精神导师、墨海书馆的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的。在此信中，写信人明白无误地表白了自己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并提出受洗申请。后来这封信也由我完成翻译，发表于《清史研究》上。
在上述两文翻译过程中，韩南先生叮嘱我两文一定要都能翻译发表出来，因为韩南先生的论文与这篇他发现的王韬受洗申明之间，有?密切的学术关联。尽管后来因为学报体例缘故，这两篇文章未能一併发表，但最终看到心愿完成，韩南先生还是相当欣慰。我不清楚这两篇文章，是否为韩南先生去世前在中国最后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但对我而言，这两篇文章，显然为我之后的工作，指明了值得跟进的方向。
因为上述缘故，我与韩南先生的联繫一直保持?，尽管中间时有中断，但并未终止，直到他去世前病重。至今记得为了我的王韬研究，韩南先生从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下载发来《养心神诗》电子书。这份文献，也成了我了解墨海书馆时期的王韬与传教士及基督教之关系的重要参考。而更让我感念唏嘘不已的是，这份文献是韩南先生了解到我的工作之后主动发来的。
这中间，我还不时从魏爱莲教授那里，获悉一些韩南教授日常生活方面的消息，大抵与艾朗诺、陈毓贤夫妇的文章中所述相近。年前，我申请哈佛─燕京访问学者项目，今年初，接到哈佛─燕京方面通知，申请已被接受，并计划于今年八月赴美。我将此消息邮件告知韩南先生，未见回覆。
我不知道那时候韩南先生已经病重多时，而且两眼已不能视人，并挣扎于床榻之间……
我以为这是我能够想像到的韩南先生生命最后时刻的一幕情景，但艾朗诺、陈毓贤夫妇的文章，彻底颠覆了我的想像，让我知道，直到其生命的最后一刻，韩南先生依然是一个学者，而不仅仅是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