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头的这本书，《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是值得期待的。这本书像个手术刀，一层一层地切开；又像是抽丝，将蚕丝一缕一缕地剥去。孙郁想解决这么一个问题：汪曾祺是怎么来的？何以形成汪曾祺式的？
我用业馀时间，陆陆续续将这本书读完。总体印象是：全书充满理性的光芒，文笔又多灵活。
孙郁以汪曾祺的人生轨迹为经，以他的交往为纬，展开笔墨。用三十一个章节：一个儒者、在昆明、爱的文学、诗人教授、拍曲、浦江清、朱德熙、文道、李健吾、黄裳、午门上、老舍先生、样板戏、梨园行……一直到各自的路、狂放之舞、墨痕内等，来写汪曾祺各个时期的重要事件，所用的方式是用人物串人物、用人物串事件，用人物串观点，用类比的方式，将汪曾祺同废名、沈从文、黄永玉、林斤澜，以及阿城、贾平凹等进行比较，以找出汪曾祺的特质，同时也将这些人一网打尽，用孙郁自己的话说“是想通过汪曾祺，来写这么一群人”。
读这本书，启发我的，有这么两点：一是趣味；二是见识。
先说趣味。孙郁这本书，在趣味上是十分看重的。句式短小，态度亲切。没有一点学究气。汪曾祺在《西窗雨》一文中说：“希望文章不要全是理论语言，得有一点文学语言。要有点幽默感。完全没有幽默感的文章是很烦人的。”趣味，一直是汪曾祺所提倡的。看汪曾祺散文，《跑警报》、《翠湖心影》、《葡萄月令》、《随遇而安》等，都有一些有趣的句子，读了令人难忘。孙郁的这本书，也是。全书中可以找出很多。
其次是见识。在写到沈从文时，孙郁说，沈从文虽然自称是乡下人，而审美的偏好却和留学欧美的作家很是相近，一般的读者在沈从文那里读到的是美丽的没有杂色的东西，很少“能嗅出敏感的气息，那里的苦楚与忧伤”，认为沈从文的文字，“是青年汪曾祺内心神异的火”，“对比《边城》与《受戒》，两者好像流?相似的思想与趣味，在审美上是有师承关系的”。这都是见地之言。说到汪曾祺“精神上的雅化”，孙郁认为这与西南联大的薰陶是有极大关系的，他以闻一多的讲课为例，闻一多“精神的飞扬”是无法抵挡的，这种师生的互动是美的。汪曾祺的回忆也是这样：“闻先生打开笔记，开讲‘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为名士。’”汪曾祺的身上当然具有名士气质，这一点叶兆言也论述过。我们与汪曾祺接触，至少在“痛饮酒”上，汪是做到了。在谈到汪曾祺后期的作品，孙郁认为汪曾祺是从古典的和乡土中缓缓而来，善于从大众和民间提取诗意，文字有水乡民俗的画面。孙郁对汪曾祺给下了个极端的定义：“此种笔法，百年之中不过寥寥数人耳。”
记得在北京的一次研讨会上，孙郁曾鲜明地指出，要看到汪曾祺异端的、叛逆的、不随和的一面。譬如，汪曾祺后期的作品，对性、对女性的描写，就与常人殊异，有不寻常的大胆，那其实是“五四”延续下来的精神，或者说是青年时所受到的西方文学影响的遗韵。特别在谈到邵燕祥时，孙郁说，在对汪曾祺的认识上，邵燕祥是最有力度的人之一。邵燕祥说，有人说汪曾祺是最后一个士大夫，也许是指他能诗能文，我倒却宁愿说他是个自由派，是五四运动以后曾经成为新文化主流的自由派。邵燕祥指出：“他不是前朝遗老，他是前朝遗老的对立面”。此观点极是。
“我们只知道汪曾祺厉害，不知道何以厉害。”孙郁在这本书里，为我们做了较好的回答。
孙郁其实没有想为汪曾祺立传的想法。他自己建立的来写一群人的“妄想”：沈从文、闻一多、朱自清、李健吾、黄裳、赵树理、老舍……这一点，倒是做到了。他不仅让我们看到了“汪曾祺这一隻美丽的蝴蝶”，而且，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美丽蝴蝶”。（《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孙郁著，三联书店，二○一四年一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