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罗承勛（左）与叶灵凤是好朋友 叶中敏提供
罗承勛伯伯走了。这些年来，不曾写过一篇关于罗伯伯的稿子，一般的话没有必要写，一些事情不宜写、不想写，也就保持缄默好了。不过，这一篇却是无论如何也一定要写的。罗伯伯已经听不见、看不到，我还是要衷心说一句：罗伯伯，谢谢你，我不会忘记你在工作上、做人处事上对我的提携和教导，更不会忘记你多年以来对我们一家的关怀和帮助。
过两天的丧礼，已离开新闻界多年的二兄中健，说一定要去送，因为他离开学校踏入社会的头两份工作，都是罗伯伯介绍的；侄儿超骏也说一定要去鞠躬，当年父亲很顽固，不接受没有经过家长同意的婚姻，孙儿出生，母亲急坏了，一个电话，带?现金到跑马地养和医院把婴儿接出来的就是罗伯伯，所以超骏说“没有罗公公就没有我”。
小时候，家中经常高朋满座，来的都是新闻、文化界名人，左、中、右都有，当中最受我们小孩子欢迎的就是罗伯伯，他经常都会带些糖果糕饼来，总是笑嘻嘻的摸?我们的头问你是“中什么”。他最怕狗，我们家中养了好几隻狗，每回看见按门铃的是罗伯伯，父亲就会大叫“把狗关起来”，不让狗扑上去“欢迎”客人，而罗伯伯横?身子、两隻手缩在胸前“急急脚”逃进客厅的怪样子，通常都会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罗伯伯喜欢上我们家，一方面是喜欢和爸爸聊天、看爸爸收藏或新买回来的书，另方面则是要吃母亲煮的上海菜，最爱吃的是“红烧划水”（鱼鳍和鱼尾）、“狮子头”（肉丸）和“红烧蹄膀”，最肥那块吃那块，当然还要喝酒。
罗伯伯的广东话一辈子没讲好，却喜欢讲，他称我父亲为“叶公”，广东话唸成“野公”，另一位也是常来家中作客的黄伯伯（散文家黄蒙田、集古斋主人）就说：“他是‘野公’，你是‘?仔’（广东话领养的孩子），即是‘野仔’。”“?仔”就会笑?回骂黄伯伯是“肥佬”、“肥猪”。
罗伯伯非常爱他的孩子。有一回，他和陈文统（梁羽生）伯伯两家一同到我家作客，大人在书房看书，海星、海雷、陈家的两个儿子，还有我的弟弟中辉，几个男孩子，拿?刚买回来的木製盾牌和短剑，模仿当时非常卖座的荷里活电影《劫后英雄传》大战起来，直到把盾牌砍成一条条木条为止，大人看了摇头苦笑。我父亲是甚少骂孩子，罗伯伯和文统伯伯则是出了名的“怕孩子”。小女儿海吕更是罗伯伯的“剋星”，喝醉酒回家，罗伯母不骂，海吕骂。
又有一回是我们到罗家作客。按照惯例，孩子是不“上桌”的，但“肥仔”海雷躲到饭桌下不肯出来，而且隔不多久就把身体往上拱一下，他每拱一下，桌上的饭菜就跳一下，但大人们照吃如仪，十分“搞笑”。罗伯伯这样还是不会骂孩子半句。
罗伯伯这样疼孩子，是有原因的。自我进报馆开始，到罗伯伯后来离开报馆，我没有一天不是从早到晚都看见他的，不是在报馆工作：写稿、看大样、开会，就是出外应酬交朋友，全年几乎没有一天休息不上班。我想，在罗伯伯心中，对子女是有一份愧咎的，而老一辈的报馆同事，为报为国、忘己忘家并不罕见。这是大公报的一份光荣传统，也是今日的年轻同事所难以想像的。
罗伯伯的工作，其实是分为馆内馆外两个方面，前者是新闻工作，后者是统战工作，在某些特定时空，后者佔的比重可能更大，意义也更为重大。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以至整个七十年代，从海外回到中国大陆探亲讲学的海外华裔学者，包括著名的歷史学家何炳棣、生物学家牛满江、社会学家杨庆?、文学家凌叔华等，经港时没有一个不是由罗老总接待的；访港的内地著名学者专家更是如此，包括巴金、费孝通、华罗庚、周汝昌等，罗老总的宴请总是少不了的；香港当时两家大学：港大和中大的校长、教授、讲师，罗老总不仅认识人多，而且不少还是相当谈得来的好朋友，如中大文史学系的郑德坤、牟润孙、王德昭、屈志仁、黄寿林、金耀基、陈方正等，经常一起聚会，谈文说艺、畅论古今，彼此间有时也会为一些政治现实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但却无损友情。罗老总“统战”工作的一大特点或最成功的地方，就是“不像统战”。他是用心去交朋友的，对人真诚，不能说的事最多不说，也不说假话，懂得尊重人和欣赏人。当然这也和他广博的兴趣和学识有关，而且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他是光明磊落、从不含糊的，朋友不仅不会因为他的“共产党背景”而疏远，相反只会因此而更加欢迎他和尊重他。这才是统战工作真正的成功。
罗老总十分乐于助人，答应了别人的事一定尽力做到。“文革”期间，有些教授、文化界人士在内地的家人生活困难或失去联繫，求助罗老总，他总是想方设法帮忙解决，在经济上给予援手，帮了人也从不挂在口边或到处张扬。他在新闻文化界赢得广泛的认同绝不是偶然的。
而在这些日子中，我有幸跟在他身边工作，有机会採访到不少海内外和本港著名学者，写出了一些较为受欢迎的报道，更令我在“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良好氛围中开阔了视野，学到了很多宝贵知识和做人的道理，也更加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和做人绝不可以轻浮骄傲。有一回，不记得是採访什么题目，我没有认真准备，但临场总算应付了过去，还博得了被访者的称赞，罗老总就说我：“你是不学有术”，我赶紧回答：“那是比不学无术更差”，倒把他逗笑了。
一九八二年，罗伯伯接受美国领事馆邀请，准备赴美“参观太空总署”。他开始收拾从不收拾的办公室房间，我帮忙整理，在大堆画卷中无意中打开了一幅黄冑画的少数民族女孩子骑骆驼，我说画得很漂亮，他说喜欢就拿去，我说上面有你的名字，他说留个纪念吧。
当时家父已逝世数年，好几大袋剪报就堆在罗伯伯的办公室里，他准备要亲自为老朋友编辑、出版一本选集。收拾时我问这些剪报怎么办？他说先搬回家，加上一句：“你放心，我答应过你的事情一定会办到。”
果然其后的日子，他让海星把这大堆旧报纸带到北京，在“难”中编辑了一套三册的《叶灵凤选集》，还写了一篇非常有感情的序言，书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是父亲所有著作中编辑得最好的一套。
在那些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年，我去北京採访“两会”，从黄苗子伯伯那里打听到了罗伯伯的联络办法，他住在海淀区双榆树南里一层楼房里，改名“史临安”。通过电话后，我按址前去探望。他较前沉默，样子也有点老了，见面后第一件事是和我“约法三章”：不要问那件事，回去后也不要汇报和写文章。我当然答应照办。但他也告诉我，你来看我，我是要汇报的。我说无所谓，反正我也不会当官。
会面时，屋中还有一个年轻人，罗伯伯说那就是派来监视他的人，有什么动静要向上级交报告。我们谈话时他坐得远远的，并没有坐过来监听，差不多六时“下班”了，还很有礼貌的走过来说再见，罗伯伯好像还问了他一些有关看书的事，两人不像软禁与监视，倒像是老师跟学生的关系。家中还有一位烧饭的保姆，是不是也负有监视之责就不得而知了。
罗伯伯变成“史临安”的日子，在北京城内是可以自由活动的，离开北京就要申请及得到批准。后来我再去看他，还和他一起出外吃饭。又有一回，由黄苗子伯伯发起，相约了十位父亲当年的好友一起请我这名“故人之女”吃饭，地点在“豆花庄”，川菜，在座的有黄苗子、郁风、丁聪、冯亦代、戈宝权、楼适夷、吴祖光、萧乾、范用和《人民日报》编辑姜德明等，当然还有罗伯伯。席上大家谈得很高兴，漫画家丁聪伯伯还画了一幅父亲的水墨人像，大家在上面签名，头一个位置留?，饭后再一齐到在“文革”中被打断脚不良于行的夏公（夏衍）家中，请他在上面补签名。父执前辈的深情和厚爱，令人铭记不忘。
罗伯伯从“史临安”又变回罗承勛和罗孚之后，不少人写了很多文章。我在这里只想说，那件事情发生后，报馆只是在一次编辑部大会上，由费彝民社长宣布：罗承勛犯了严重错误，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和国家，已经接受司法处理，也再和大公报、新晚报没有关系。
当年被派往北京採访罗案法庭审讯的是大公报採访主任黄浦和新晚报记者曾德成，两人接?在会上报告了採访的经过，罗承勛在法庭上承认控罪。当时，曾德成还大胆提出要求单独会见，当面问罗是否被冤枉或被强迫认罪，如果是被迫，他回港一定会不惜一切公开真相。罗说没有被迫。
这就是罗承勛事件发生后报馆唯一的一次开会交代，费社长是拿?文件照唸的，会上也绝无什么“群众发言”和“表态”、“批斗”，大家听了报告都心情沉重、不欲多言，费社长也叫大家不要议论。当时离事件发生已有一段日子，大家心里多少已知道事情不妙，但亲耳听到还是很震惊的。
大公报、新晚报是一个爱国、进步大家庭，也是一个爱国知识分子追求和实现理想的地方，报馆领导之间、同人之间，一向是互相关怀、信任和团结的。不可否认，由于背景不同、经歷有异，有时其他几位老总对罗伯伯的工作作风是有些微词的，如“侠老伯伯”（李侠文老总）就经常拿电影《刘三姐》中斗歌落败的“广西秀才”来揶揄罗伯伯，但最多也只是仅限于“学术之争”而非政治歧见，更绝无恶意。大前年他坐?轮椅回报馆参观，我们几个旧人陪他吃午饭，他显得十分高兴。
罗伯伯是一位好人、文人，在大公、新晚工作数十年，为爱国新闻事业和海内外知识分子的团结爱国工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文革”及“四人帮”倒台动摇了他一生的信仰，他质疑自己写过的文章和说过的话，也感到欺骗了别人，最后走向了逃避。但瑕不掩瑜，功过有别，他是一位值得尊重和怀念的老报人和长者。一些人如果对他真有敬仰之心，就应尊重事实和客观看问题，不要再在一些不尽不实的传言中继续纠缠和发挥下去。
罗伯伯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