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和Z与我在同一所学校教书，是同事，我们教不同的课。
P给研究生讲人类学，给中文系学生讲现当代文学，给新闻系学生上摄影课。来我校之前P和Y有过一段交往，他们曾一起搞研究，一起出书，后来Y因上央视《百家讲坛》开讲成了明星。记者採访P，问：“相比Y的成名，你会不会有失落感？”P回答：“我和他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他能比较快地适应媒体时代，媒体跟他之间有种默契。而对于我来说，即便媒体给我一个舞台，我也不愿去跳舞。对于成功，我当然不会完全无动于衷。但是我不会羡慕别人的成功。成功的人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不会因为别人的成功使自己变得浮躁，更不会去考虑如何效仿人家而获得同样的成功。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把它看成是一种缘分，一种命运的安排。我不会有落差感，我觉得现在就挺好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虽然看起来活得很潇洒，很光彩，但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讲，我比他们活得好，活得自在，活得真实。他们已经没有了自己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是被别人安排好了的，但我可以安排自己的生活。”
P出生在贵州，侗族人，写过好多本书，得过好多种奖，他如果愿意上舞台跳舞的话，生活可能会变个样。记者问他有没有怀才不遇的感觉，他回答：“上帝是公平的。遇，是一种命运，不遇，也是一种命运。只要我们都在各自的心灵里生活，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那就都算是成功的人生了。”
无独有偶，Z是另一位“在舞台下跳舞”的同仁。几年前，中文系的学生W和土木工程系学生D想组织一个学习国学的读书会，邀Z参加，他马上响应。起初，他们根据曾子那句“士不可不弘毅”命名为“弘毅读书会”，但后来觉得光读书不践行有悖于儒家宗旨，因之定名为“弘毅知行会”。自此，他们採取分散阅读，共同讨论，且知且行的方式读完了四书。弘毅知行会的主要活动是会讲，会讲重在修身与养性以规范成员的行为，而不是知识的讲授，所以，活动时高深的理义讲得少，多由学生结合经文讲自己的体会，反省自身的修行。譬如《论语》，基本上每章会讲两次，用了两年时间完成。几年来，这个自发组织的知行会越来越壮大，他们不但购置了一些典籍，参加的教师也增加到三人，有时一间大房间还容不下活动参加者。对此，Z很欣慰地小结：“《尚书》有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弘毅知行会当如是。”
和P与Z差不多，我有多位如此同仁，他们不尚时髦，甘于寂寞，和“潮人”走相反的路径，常被人称为保守者。记得在“文革”里，“保守派”是和“革命派”对立的，他们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应声虫。“文革”过去这么多年了，保守仍常被人们看成毫无生气的代名词。前些时候，被称为“贫穷艺术”代表人物的意大利艺术家库奈里斯，在北京办作品展，有媒体问他：“如果有人用‘保守’来评价你现在的作品，是否会令你感到不快？”他答：“我不只是保守，是非常保守。在意大利文里，‘保守’的本义是为了保存过去一些伟大的东西。”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