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北师大的学生，我和你大哥同岁，所以称你学弟。如今，母校聘你当教授，你有幸“转身”，恭喜你。王安忆和你年岁差不多，文学成就也差不多，十年前她去復旦教书。她说：“如果我有可能读大学，我的知识积累，肯定比现在更加完善。”我以为，她的选择和努力，其意义不亚于写《长恨歌》。
你得诺奖，华人都高兴。这件事，是多因一果。简言之，和你的“命”有关。我能讲出几个原因：若倒退四十年，你的好多作品，能发表么？你的脑子好使，一定和老祖宗管仲有关。中国这么多人，又有多少能出生在孔孟之乡？另外，你的写作一定少不了父母、兄长、妻子和女儿的帮助。
近年，你当上了政协委员。你建言，国家应当善待“失独”的父母，讲得好。失独的父母本身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儿女，他们有些像战场下来的伤残者──响应国家的号召，负了伤，理应得到社会的关爱。你得奖后，社会活动增多了，可能会影响写作，但命该如此，认命吧。你做以往不熟悉的事，可能不会比能干人差，因为文学中的训练已帮助你学会深邃思考。广阔的生活不可能全部是文学，所以一辈子埋在文学里的人少之又少。记住先贤马一浮先生的话：“学者不必笔下有诗，但不可胸中无诗。”真正的诗人，可以在做别的事时同样出色。新境遇会让你的文思不断的──“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莫言学弟，如果不是有母校这根纽带，我不会给你写信。人的情感常会靠某条“纽带”来维繫，我相信的“命”里包含这层意思。此外，我和文学也或多或少有点缘，虽然母校对我的教育主要是自然科学方面的。我没有皈依宗教，也不习惯热闹的活动，文学是让我心安的“法宝”之一。听过一些你讲的故事，有些忘记了，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一个是讲你读小学时如何“告发”同学；另一个就是你在斯德哥尔摩讲的那个关于庙宇倒塌的寓言。
应当提一下其他校友，郎平学妹是一个代表。我和老伴，都是中国女排的粉丝，所以比较关注郎平。近日，她带新的中国女排参加军训。新的助理教练，是一个年轻人。郎平挑选队员，不但考虑二○一六年的奥运会，还考虑到二○二○年的奥运会。这位学妹既有世界眼光，又有家国情怀，抱?个排球来做中国梦，是“笔下无诗胸中有诗”的诗人。
莫言学弟，你六十多岁了，自然会进入生命的“退行期”。过去你可以一天写一万多字，以后一天写五千也很正常。要学会节劳，这不是懒惰，是智慧。要听医生的话。医学和文学都是为人的学问，许多医生为治病救人而辛苦工作，为什么会屡屡发生伤害医生的“医患纠纷”？如此悲剧，可能也是多因一果──其中之一，是某些人对幸福、对生命有过高的期待值，遇到挫折时便极容易产生恶劣情绪。文学家可以帮帮他们，譬如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该如何正确看待生老病死这类问题。这方面史铁生做过许多工作，你和朋友们可以继续做。
不揣冒昧，信口开河，纸短情长，暂且搁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