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左翼还是右翼，今天美国公共生活中的领袖人物在校时学业都很优秀。克林顿的履历上有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牛津大学(Oxford，作为罗兹学者(Rhodes scholar))和耶鲁大学法学院(Yale Law School)；奥巴马的履历上有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和哈佛大学法学院(Harvard Law School)。他们的妻子分别上过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和耶鲁大学法学院、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和哈佛大学法学院。克鲁兹曾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后来又上了哈佛大学法学院。他们个个都是选手——美国精英政治大赛场上豪客。他们的优势想必应归因于他们曾经是优秀的学生。
可是我们的精英领导层的这些优势真的有含金量吗？自1950年代以来出现的两位最强势的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Harry S. Truman)和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中，第一位根本就没有上过大学，第二位上的是尤里卡学院(Eureka College)，该校隶属于伊利诺伊州的基督教会（基督门徒教会((Disciples of Christ)）。认为杜鲁门是普林斯顿学生、里根是耶鲁学生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他们的贬损。
除了要求智商高的数学和要求有特别天资的科学课程以外，正常的本科教育唯一让人得到培养的是……更多的教育。换句话说，曾经是一名好学生不外乎意味着一个人善于学习：按要求进行了操练、学会了快速应对口头和书面问题的技巧、弄明白了教授们想要的是什么并给了他们想要的东西。
不管学校的声誉有多好——我们渐渐发现，大多数好学校主要是在名声上很好——曾经是一名好学生并不表明一个人有做领导的素质或前途。一名好学生甚至可能是一个十足的追随者，一个墨守成规的人，时刻准备着讨好当权者，以便自己能够接着进入下一个好学校，在精英政治的阶梯上再上一级台阶。
我们新的精英领导层未能展示的——也是老一代WASP引以为豪的东西——是将国家的利益放在自己利益之前的品格与能力。在光荣的行动中表现出品格是美国最后一位理直气壮的WASP作家路易斯·奥金克洛斯(Louis Auchincloss)小说故事中的核心思想。做正确的事情，尤其在面对其它选择诱惑的时候做正确的事情，是对WASP最大的考验。相比之下，我们的精英领导层中大部分人好像都是在为自己盘算。
信任、荣誉、品格：这些随WASP文化影响的逝去而远离美国公共生活的元素并没有被精英政治领导们继承下来。许多进入政界的精英人士因在选举中落败而离开公共生活时，还要继续从事游说或其它特殊利益的宣传活动。大学校长不再言及教育中的重大问题，而是把身心投入到筹措资金和公关活动上，期待着能继续向前走，到下一所名气更大的大学就任校长。
我认识的一名按照WASP标准长大成人的金融家不久前告诉我，他认为房地产次贷危机和接连不断的对冲基金丑闻都是由那些和“贪婪的猪”（他的原话）没多大区别的男男女女直接造成的，他们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优良品质，对于他们的选民或国家也没有一丁点的关心。当然，他补充道，他们所有人都有从这个国家认定的最好的商学院获得的硕士学位。
在精英政治的历史上，迄今为止，那些认真的好学生看上去不过是在努力出人头地、获得成功、（最重要的是）得到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WASP的领导尽管可能会招致一些批评，但比精英政治领导层做得好。
WASP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它曾给予的那种领导方式不太可能卷土重来。如今回忆WASP充其量不过是提醒世人，随后而来的精英政治没有带来多少明显的进步。相反，那是一种倒退。
